護教學（Apologetics）一字原出於古希臘文apologia（ἀπολογία）。因為該古文明哲學流派林立，而辯論風氣盛行，例如柏拉圖《對話錄》的其中一篇，是〈蘇格拉底的申辯〉（Apology of Socrates）。

亞歷山大東征，雖然英年早逝，但其將領瓜分帝國的後繼政權，最長的維持了二百多年，使得希臘文明向東廣泛傳播。當中猶太人納入塞琉古帝國（Seleucid Empire，公元前312年至公元前63年）統治，若說西方文明是雅典與耶路撒冷的互動，那可以說得上是開端，過程中有衝突，例如馬加比家族武裝起義（公元前167年至公元前160年）；後來到了差不多與耶穌同代（公元前20年至公元50年），也有思想家斐洛（Philo Judeaus）力指猶太教義實與部份希臘哲學流派相通，又遊說羅馬帝國善待猶太人的文明對話。

使徒保羅的思想背景，實與斐洛頗為類似，都是兼具嚴謹的猶太教與希臘哲學思考訓練；不過保羅則歸依耶教，局部借用希臘哲學概念（靈魂與肉身的二分法、或托「未識之神」的概念以傳道），為自身信仰辯護，以及說服教外人改宗。繼後的「早期教父」（Early Church Fathers），大致都是跟從這條思路。

《大光》的優點

過去百年來，耶教負盛名的護教士，天主教有G．K．徹斯特頓（G.K. Chesterton），聖公會有魯益斯（C.S. Lewis），新教則有薛華（Francis Schaeffer）。筆者的成長經歷中，香港華人教會有做護教工作的，先後是梁燕城、楊牧谷、關啟文及羅秉祥 － 前者一度盡領風騷，但最終竟與其分析哲學論敵李天命，前後腳投共，令人哭笑不得；楊牧谷不幸於2002年，57歲盛年主懷安息；關啟文雖然予人明光社「御用學者」之觀感，但學理上一如羅秉祥，都算得上是嚴謹的。

可惜，上述現代到當代的諸君，對當下世俗化思想主導的世界，實在起不了多大作用。惟筆者對於流亡海外的知識份子以兼地下家庭教會信徒余杰，其最新著作《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頗有期望。

首先，當今之世，我們正在收割百多年來世俗主義的「暴風」 － 語出舊約《聖經》〈何西亞書〉第八章第七節：「他們所種的是風，所收的是暴風」 － 政治正確變異成無神版本的原教旨主義；思想界實在需要更多「上帝的辯護士」以抗衡。其次，由於身為政治異議人士而受逼迫之故，余杰之保守主義信念及政治思想，是經過苦難的試煉，而其人長期對政治學及哲學之涉獵，令他的政治神學不會流於過度粗疏。

例如在華人教會中，「美國成功，因為她是以基督教立國」的說法十分流行，卻無視立國立憲元勳們的思想以至信仰系譜，相當錯綜複雜。《大光》一書能夠道出他們當中的思想分岐、傾向歐陸激進思想的傑佛遜晚年的覺悟、及借用阿里士多德的觀念秩序（Ethos，這一點也略帶古典護教學況味）概念，來解釋加爾文主義（Calvinism）與清教徒傳統，如何令英荷美三國，先後成為優質現代化的典範，也是可自圓其說的。

尤其難得的，是余杰願意承認，不論加爾文在日內瓦城邦的信徒代議政治，及克倫威爾（Cromwell）在英國的「護國公」統治，都是由於過份嚴厲的清規戒律而沒落。在卷一〈清教秩序五百年〉第370頁中，甚至直認：「……教會的影響力不斷下降，教會自身的觀念秩序及精神、心靈秩序之根基搖搖欲墜──在反智的靈恩派和功利主義的成功神學的夾擊下，清教徒傳統命若游絲。教會和基督徒自動退出教育、傳媒、文藝等重要領域，弱化成自我封閉、自說自話的邊緣社團。」這可謂一針見血；卻也是余杰至今立論之局限。篇幅所限，留待下回分解。

（〈論余杰《大光：宗教改革、觀念對決與國族興衰》〉之一）

（編按：本文刊載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94期。熱血時報印刷版訂閱連結：http://www.passiontimes.hk/4.0/regform.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