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厭惡政黨政治，但在他卸任後，卻出現聯邦黨人，及其反對者的政爭。前者以亞歷山大．咸美頓（Alexander Hamilton）為首，主張建立有力的中央聯邦政府、保有常備軍及設立中央銀行等。以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為首的反對派則主張鬆散邦聯，他當選總統後，面對嚴重財赤，也不得不接受現實，採納政敵之主張。

設立中央銀行這一點，是咸美頓觀察荷蘭阿姆斯特丹銀行協助政府集資，建立海軍與商船隊，創立該國的黃金時代，及後英國參考其成功經驗，成立英倫銀行，開拓更大的霸業。咸氏紐約商旅出身，他依樣畫葫蘆，縱使未有及早超趕大英帝國的野心（有別於傑弗遜同情法國革命政權），至少也有在國際貿易與海權佔一席位之打算。

而美國第一場海外戰爭（不計美洲大陸上的領土擴張，及先後與法英兩國因為討伐大革命及其後之拿破崙政權，而衍生出海上封鎖問題所引發的短暫有限度戰爭），敵人並非主權國家，而是盤踞在西北非海岸的巴巴里海盜（Barbary corsairs），兩度（1801年至1805年，以及1815年）派海軍遠征，這是美國海權的初次展現，旨在保護該國的商業利益。

不論是過去廿年來反恐戰爭，主要集中在伊斯蘭世界用兵，還是我們經常聽見美國海軍艦隻「行駛自由航海權」的新聞，都有上述初次海外用兵的影子。

海空強權的局限

到了十九世紀末至二次大戰前，這種保護貿易利益的美國海外戰爭模式，依然是主流。戰功彪炳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退伍後成為反戰人士的海軍陸戰隊少將巴特勒（Smedley Butler），甚至坦然承認那些海外軍事任務，都是為美國大企業打工（大概意思如此。版位所限，不原文照錄矣，讀者諸君網上搜索其名，不難找出），而他提到之地點，多數在中美洲及東亞，皆是美國海軍可及之處。

至於兩次世界大戰，第一次是雙方皆已疲憊，美國生力軍成為替協約國陣營扭轉戰力天平之關鍵砝碼；二戰則是全面動員的總體戰爭，其時美國工業生產力處於顛峰，根本是以己之長攻敵之短，而且歷時不算過長，尚未損耗經濟民心。

冷戰時代開始後，美軍在全球各處駐軍，期間爆發過韓戰與越戰，兩場美軍直接介入的代理人戰爭。前者歷時約三年，後者長達接近七年（只計美國正規軍踏足南越的時日），只是駐軍防範，與真正動手打持久戰，公帑消耗不可以道里計，一旦戰局曠日持久而不見勝望，更觸發民意逆轉，此為美國敗走越南之根本原因。

冷戰結束（當然只限歐洲，最近發現連權威的宏觀經濟學家Adam Tooze，也承認冷戰在東亞根本從未終結），美國一度陷入「還有甚麼假想敵？」之疑惑，直到「九一一事件」發生即一掃而空，全面投入反恐戰爭。由於軍事科技之發展，美軍不再需要龐大人力，武器成本卻幾何級數倍增，而且較為被主流評論忽略的是，伊拉克近乎是個內陸國家，阿富汗更是深入中亞、地處山區的內陸國，後勤補給相當依賴空運，遠遠比海運昂貴 － 經濟成本，才是美國放棄這兩條戰線之底因。

說來諷刺，空權的長進發展，令美軍有深入內陸的能耐，卻使他們打了一場雙重以已之短對敵之長（游擊戰之比重較越戰還要高），歷時為立國已來之最久，卻徒勞無功的超持久消耗戰。


（編按：本文刊載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96期。熱血時報印刷版訂閱連結：http://www.passiontimes.hk/4.0/regform.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