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信仰，所以利益當前是為首要，沒有更高層次的力量凌駕其上，以致胡作非為，醜態百出，當權者尤甚，觀之今日中共官場與香港政治亂局，更是如此。

儒家孔孟講義利之辨，不是說不能講利益，而是說義在利之前，當利益危害道義之時，道義是作為人之行為更高的準則。利益在後，《論語》裡孔子的原話是「見利思義」，利可求，違義即止。儒家的義利之辨，既簡單且深刻。

「見利思義」原文出自《論語．憲問》。學生子路問老師成人之道，孔子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對完美人格的追求，成聖成賢，使儒家有著強烈的淑世濟民宗教精神。儒家與宗教，當中有同有異，同者，兩者都有超越性，宗教超越眼前現世，儒家超越現實利益，不同者，宗教在天堂彼岸，儒家在今生現世。

孟子上承孔子思想，最著力就是義利之辨，因其當時所處的戰國亂世，比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更亂，各國以富國強兵自保，以強凌弱，利益當前，道義視為迂腐，跟現今社會的世道人心，極為相似。

各國汲汲求利，上行下效，人民爭利，結果讓戰國更亂，人心之亂。《孟子》七篇，第一篇〈梁惠王〉開宗明義，就是講梁惠王問孟子，大老遠跑來，對魏國有甚麼利益？（粱惠王不是梁國的惠王，他是魏國之君，根據《史記》所述，因戰敗遷都大梁；《孟子》一書中稱他為「梁惠王」，「梁」是他戰敗的恥辱標記，這是孟子對他出言不遜的報復，緣由見於後文）須知道，孟子周遊列國推行王道仁政失敗，晚年與學生編撰《孟子》七篇，最令孟子重視放在著述開首的，就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也許同樣的說話，孟子對不同的君王說過，一次又一次的遊說失敗，讓他晚年回顧生平，寫在書中第一宗記事就是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解為老人家的尊稱，我想廣東粵語也許更傳神―叟，老嘢也。「老嘢，你咁遠走來，對我國有何著數？」相信孟子當時應該受各國君王如此奚落閒氣不少吧？

然而，孟子沒有私怨大過天，用私人著述，數臭梁惠王的不禮貌對待（雖然暗換恥辱的「梁」字，讓他遺臭萬年），而是指陳爭利的惡果。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土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證之歷史事實，確是如此。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所謂失其本，乃失仁義之本，人人爭利，致有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之局。

一直以來，孔子都被作為專制王朝的代罪羔羊，五四如是，文革如是，韋政通雖是反專制學者，但在其名著《中國文化概論》裡，他對孔子的評價，還是比較持平，他說：「孔子與帝王的關係，是多半處於被利用的地位。」證之，中共在海外的「孔子學院」，也是如此。中共文革時推倒的孔子是真的，現在外海的「孔子學院」，推出來的孔子是假的。

往昔華夏社會還有儒家人倫道德維持日常教化，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中共批孔，假孔子之名，行政治侵略，儒家道德教化盪然無存；人與人之間關係（儒家講仁，仁就是二人，人與人相處的人倫關係），只剩下人性中最惡劣的赤裸裸利益。儒家是宗教，一種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所謂的「人文教」。華夏信仰失落，是近代中國墮落的源頭。


（編按：本文刊載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83期。熱血時報印刷版訂閱連結：http://www.passiontimes.hk/4.0/regform.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