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發生於1919年5月4日（距今已近百年），對近代中國影響極為深遠 － 尤其是在文化層面。五四運動曾被稱為「中國的文藝復興」，其實這是自1919年以來，以西方觀點為標準的流行說法；然而兩者實在有著根本性之差別。歐洲的文藝復興乃面對中世紀黑暗時期唯宗教皇權與政權結合之人本反省，並以古希臘文化作為思想根基；所謂「復興」是返本開新 － 返回歐洲文化本源：古希臘；並開近代以人為本的民主與科學。但中國的五四運動卻是截然不同，反本開新 － 反對中國傳統文化，企圖效法西方的民主與科學。返與反同音，一字之差，可簡單概括西方於民主與科學上成功，而中國失敗的根本差異與原因。

稍稍回顧的一下五四的反傳統來源。清朝末年，西方列強入侵，面對船堅炮利器物文明，令以天朝大國自居的清廷，開始出現心態上的轉變 － 首先由魏源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然後是張之洞主張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最終有胡適倡議的「全盤西化論」。

以上三種心態，建基於清末以降，國勢日衰，最初認為只要學習西方列強所長之技，就可以反制之；而歷史已告訴我們這是失敗的，故有「中體西用」之主張。但清末幾場對外戰爭慘敗，讓人懷疑問題是否出於「中學為體」？因此唯有將中國的「身體」更換成西方的「身體」，把整個人變成西方人，中國才能得救，最終在五四時期出現「全盤西化論」。

其實，早在五四之前，主張變法的康有為在其著作中，已有全盤西化論，而且是極端種族主義優生論 － 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潛心著述，將政治思想寫成《大同書》。書中將人類按優劣分為四等，分別是：白、黃、黑、棕四色人種。

既然人種之間有高下之別，康有為提出中國欲要更強大，先要改良中國人的人種。辦法是與白人通婚，進行人種雜交，如此不過百年，「黃人已盡為白人矣」。

事實上，五四時期胡適等人提出之「全盤西化論」，乃受康有為《大同書》的影響，此亦是所謂中國人「小農DNA」的理論先驅。

香港作家陶傑經常講中國人的「小農DNA」，洋洋得意，其實甚為惡毒。首先，「小農DNA」是個比喻，不是論證，更無法在科學上論證；但卻以科學名詞DNA作判斷，本身已是偽科學 － 而這也是五四唯科學是尚的流行劣品。DNA講遺傳，「小農DNA」之理論建基於現時中國大陸人民的醜行，並將之等同於華夏文化；由於中國大陸政府及人民醜惡言行不斷，令大家現在身處所見所聞所感；加上香港人受到中共惡行的影響以及極權打壓而產生怨氣，於是盲目相信陶傑之中國人「小農DNA」論。其實，講遺傳的「小農DNA」論必然導向民族優生論，這亦是陶傑經常掛於口邊的 － 不過，康有為《大同書》早已有此論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