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曾於網台節目中提及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圖）的「平庸之惡」，雖然已經是超過六年前的事了，但也許還需要在「六四慘案」三十週年的前夕，對這個概念略作較詳盡的解說。

若以嚴守文法原則，Banality of Evil本應該譯作「邪惡的平庸」，但由於語文的約定俗成已頗根深蒂固，故此文仍照用舊譯。據2013年台灣玉山社出版《平凡的邪惡 － 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之中譯本裡，由東吳大學人權課程講師雷敦龢（Edmund Ryden）執筆之導讀，那是指「……邪惡根本平庸無奇：邪惡無根，像是細菌沿著潮濕的表面擴散；邪惡亦無本，缺乏深度，連惡的深度也沒有。但如此無根無本的邪惡，會引起的血腥殺戮比千萬頭惡獸是否應為更驚悚駭人？……」（詳見第4頁）

錯誤的樣本，錯誤的方法

鄂蘭上述的著作，1963年發表以來，即引起巨大爭議。一是因為她對納粹佔領東歐下猶太禁閉區的社區領袖之表現，相當不以為然，認為是跡近乎內奸；二來則是她對耶路撒冷大審被告艾希曼的觀察，從而所得出之結論。前者因為動搖了「加害者vs受害者」的黑白分明二元對立關係，在當時反使她被不少同胞指罵為「猶奸」；而在學術圈內，鄂蘭對艾希曼之判斷，一直都有人質疑。

近年持質疑論調最受注目者，乃來自也是猶太女學者狄波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她爬梳現存的納粹黨衛軍原始史料，力證艾希曼積極參與對猶太人的迫害以至滅絕，而他聲稱對猶太並無怨念之說，亦屬一派胡言；利氏亦指出當時東歐的猶太社區領袖，大多數都盡力保護同胞，只有少數朋比為奸的不肖之士，指控鄂蘭對他們以偏概全的定論，乃西歐高級知識份子型猶太人對東歐近親的典型成見；最後還有相當致命的一點，是鄂蘭在審訊半途中，竟花了約三星期抽身到瑞士渡假，事後靠法庭文字紀錄補遺。

卻得出正確推論

吾人閱讀原著查證，卻發覺鄂蘭並非對艾希曼的口供照單全收。從她筆下字裡行間，人們不難發覺，艾希曼的自辯，只不過是為求減刑以至脫罪的策略；同時，艾氏也非孤例 － 紐倫堡大審的甲級戰犯被告阿爾拔•斯佩爾（Albert Speer），在審訊期間擺出懊悔姿態，獲多數法官取信，得以由環首死刑減判至入獄二十年，刑滿後發表回憶錄《第三帝國內幕》（Inside the Third Reich），把自己包裝成技術官僚向的「好納粹黨員」，有別於親自下毒手之「心理變態者」。其回憶錄一紙風行，有段頗長時間成為權威的第一手史料，直至近年才被翻案。至於艾希曼則比較倒楣，以色列法庭對這種抗辯方式並不領情，行刑前他一派從容就義之模樣，看在香港的「政治宅」眼裡，卻非常矯情（他在鄂蘭筆下也相當具荒誕的喜劇感，詳見第279頁）。

艾希曼的自辯，還有隻值得一提的「彩蛋」：他獲派往處置猶太事務的崗位後，惡補兩本猶太復國主義的著作，就在黨衛軍同僚間自我吹噓是組織內的首席猶太專家，還虛構自己是在巴勒斯坦地區出生。甚有「冇料扮四條」及「認屎認屁」的典型香港人劣根性（縱觀全書，當然還可包括「縮骨」及「卸膊」）。

也許鄂蘭對艾希曼之判斷的重點是她鑑言辨色，看出他不是套版印象中的變態邪惡納粹黨徒，反為其推卸道德責任，毫無真誠自省的習氣，是一般人都可犯下的惡業 － 恐怕這才是「平庸之惡」的精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