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打開電視，首句聽到的就是「《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引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指，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本質是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1919年的事，可以偷來加持兩年後才成立的政黨、30年後才建立的政權，懂點歷史時序，就知笑點。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翻閱報道原文出處，《人民日報》社論〈讓五四精神在新時代放射新的光芒——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有這一段：「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五四運動以來的100年，是中國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續奮鬥，凱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國青年用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民族的100年。」

原理上，青年是社會的未來棟樑，是重要的，但成長需要時間，未來不是現在。如果一個國家要經常倚靠一班未成大器的人，衝在最前，擔起大旗，那不是被揠的苗，是炮灰，理想的炮擊目標。

那一代又一代的炮灰，背後源自於五四青年的精神病。五四運動主張，一為政治，一為文化。政治是「德先生」（民主，「德」取自Democracy開首）與「賽先生」（科學，「賽」取自的英文Science），文化則是新文學運動。而文學運動中，首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而《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八點所謂「改良」，不如說是摒棄傳棄文學的建議：

一、須言之有物。
二、不摹倣古人。
三、須講求文法。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濫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須言之有物」，胡適解釋是「高遠之思想」、「真摯之情感」，批評時人的文學作品缺乏這兩者。思想是否高遠，他只舉了「莊周之文，淵明老杜之詩，稼軒之詞，施耐庵之小說」為準則；情感是否真摯，在他其後的文章《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有進一步解釋，簡言之準則就是：華夏文言是死文字，所以創作出來的文學沒有活力、真摯情感。「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的文言。」

既然只要表達得好就可以，為何胡適要拘泥於「文言」、用典、對仗（偶）呢？文學修飾就是幫助表達，無甚不可，只有高低之分，就算一時一地的作品參差，也毌須全盤推倒，發狂般容不下沙石——諷刺的是他的實驗作品《嘗試集》就被評為劣品，不見得用白話就是好作品。

更重要的是胡適所謂的真摯情感，只不過是直白說出情感，那是表白，不是文學，但就此作為文學的準則，將文學變得淺薄粗糙。將淺薄粗糙視之為真摰情感的表達，那是何等墮落的審美觀！又將傷懷、亡國之痛視作無病呻吟，禁絕某類情感，限制情感的表達，又是何等的扼殺人性！真摰情感，到頭來準則不過是他說真就真。

二曰不摹倣古人。胡適指「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雖然字面意思似指有部分古代文學作品可取，但結合前文後理，其實是說：時代進步，文學的體裁都會不同，以前的文學作品大都是垃圾，學習前人就是奴性的表現，譴責師從古人。
每一個時代都有當時得令的文學體裁、風格，但不是潮流有變，以前的就通通丟掉。他舉例的唐代律詩大成，但當時詩人也有創作樂府詩、古詩等，君不見唐李白之《將進酒》？「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詩人靈感一到，體裁合適就用，隨手沾來，是詩是詞是樂府，過後不足為道。文學大家，有其個人風格，擅寫或喜好某些題材類型，不代表其他的就不曾涉獵，要讀要學，只是沒有必要時時刻刻向人交代，也不能說學習就是成為別人思想的奴隸。

再者從文學體裁而言，由《詩經》到樂府詩古詩律詩絕詩、小令中調長調、元曲雜劇、清人小說，都是累積而成，四大名著也是詩歌不絕，不同文學體裁之間，可以融會貫通，精彩多姿，令人手不釋卷。而胡適只覺得文學就是小說，經史之中多少文學手筆，一概不論，不提也罷。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經典文學作品可以超越時間，古今讀來都津津有味，只要是佳作，無不令人共鳴。《三國演義》、《水滸傳》一類歷史小說，揉合多個時代的創作而成，《三國演義》開首的《臨江仙》、內文的《出師表》，不止是摹倣了，直接是引用照錄，如此師從古人的奴性作品好不好看？好看。「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慨嘆古今英雄氣短；讀到《後出師表》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受至死方休的忠義感動，又那管孰真孰偽？是前人未見還是師法古人，是典雅公文還是俗俚市井，重點在於最後好看與否，不多不少。

應典雅時典雅，應市井時市井。鼓吹白話文學，如小說中魯智深用市井俗語，粗口胡言，並無不可，搬到公文也要白話俗語，就是有失體統，不分莊諧。

至於講求文法，說得好像從古至今，華夏文詩均是沒有法度，粗淺不堪。《文學改良芻議》說得含糊，一句斷言「今之作文作詩者，每不講求文法之結構」，然後說「此理至明，無待詳論」就完。再看《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當中「文學的方法」一段批評當時題材單一，離不開官場、妓院與齷齪社會，應涉獵更多社會實況，「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鋪，一切痛苦情形。」主張並無不可，說到後面問題就大了：「如今且問，怎樣預備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仔細想來，只有一條法子：就是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第一，中國文學的方法實在不完備，不夠作我們的模範。……第二，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

那《文心雕龍》是甚麼？詩詞歌辭的格律，史書表章的法度，一一視而不見，總之傳統的都不好，西方的就要學，取傳統而代之。

雖然胡適的論述之中，也有部分肯定華夏傳統之處，但其見解和精神，就是對傳統不求甚解，將華夏傳統和西學簡單二分為敵我矛盾，是封建，是陳套。如此囈語，傳統青年文士未見，五四後來的紅衛兵、偽獨青年如出一轍，口不絕獨立革命，打倒傳統，以口語入文，以為敗壞文學而不自知，更視之為職志，不斷鬥爭，如同精神病患一般。

精神病是病，要送院求醫，避免誤傷；五四青年精神病，卻真如習近平所言，一代接一代的傳染，有心誤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