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臨近五四運動一百週年前夕的歷史制高點去回顧，這場學生運動及其前後的新文化運動，著實教人慨嘆，皆因各層面的事態發展至今，兩場運動所帶來的都是最壞結果。

雖然中國學者李澤厚及劉再復在1995年發表《告別革命》一書，在錯誤的時機推廣改良主義，有為共產黨維穩之嫌，但前者早在1986年，於《走向未來》叢書創刊號發表〈救亡與啟蒙的雙重變奏〉論文，將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概括為「啟蒙與救亡的相互促進」，進而推斷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為「救亡壓倒啟蒙」，卻是鞭辟入裡之論。

一個世紀後的最壞結果

新文化運動受各式及各個時期的西方思潮所影響，例如胡適主張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其依據是文藝復興時期地方土語逐漸代替拉丁文，成為民族國家官方語言，但最終都以啟蒙運動的反傳統精神為主。第一波是法國大革命時反對君主及教會權威，意圖借一場巨變改造法國而不果；第二波是演化論的發表，進一步動搖耶教解釋世界的話語權，同時加快西方世俗化之步伐，連同工業革命所帶來飛躍進步，一度令西方充斥樂觀情緒，並認為理性的新時代已經來臨......最後卻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粉碎幻夢。百年前，中國一些文化保守主義者亦看出此一玄機，可惜未能扭轉文化戰局，皆因這場大戰催生出世上第一個共產政權，他們以科學的外衣，包裝成一套超越西方古典自由主義之救世意識形態，瘋魔天下間的知識份子；中國當然也不例外。

百年前中國本部的領土，竟在巴黎和會的談判桌上成為交易品；而代表古典自由主義的英美兩國又向日本妥協，因此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選擇列寧式體系及「救亡壓倒啟蒙」本是情有可原。然而，即使以《君王論》作者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非常時期，非常手段」主張去檢視，即如華人多年來誤解此番來自《君王論》的名言做「為求目的，不擇手段」，而不曉得馬氏之言尚有下文「當非常時期結束，就應放下非常手段」。

結果，抗戰勝利、美國第七艦隊保護台灣；中共在研發核武成功及奪取聯合國後，結束文革、啟動改革開放及與美國建交，都是兩岸分治政體各自（或一起）從救亡轉型至啟蒙的黃金機會。不幸的是，共產黨將暴政的內爆張力硬說成是亡國危機，把憂患意識扭曲成統治工具，不知伊於湖底；國民黨則要待蔣經國晚年才開放言禁、黨禁，直到今日仍未走出轉型陣痛，甚至有被對岸以統戰手段，在投票箱內顛覆之險。

守護最後的中道

百年前的馬列主義有全盤西化（卻是「超越西方的新西方」）的意味。不過，時至今日已有質變 － 在習近平登位之初（即2013年）的內部講話所見，他深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消亡」，當中所指的已不再是馬克思主義的原裝版本，而是加上了「中國特色」四字 － 那是把東西方文化的糟粕「矛盾統一」！打倒西方啟蒙文明的精華後，主張民本的非官方華夏思想，亦無法獨善其身。

另一邊廂，以極權加持的大中華大一統國族主義所產生的反作用力，使近年反共陣營內裂解中國、去中國化，甚至形容為內亞（Inner Asia）技術、文明和秩序輸入的「窪地」等各式新種全盤西化論，逐漸成為主流。香港原本盡得英美古典自由主義及華夏文明精華之長，無奈年輕人率多受主權移交後的偏狹國家主義教育之苦，對城邦論不以為然，錯失和平轉型的黃金機會。

上述兩極主張，前者獲勝，將會是人類文明之新黑暗時代，後者亦只是重複百年前的錯誤。我方則處於「在野的在野」之最劣位置，但除了持守中道，確保最後的火種不滅，還有選擇嗎？

「中華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界遊街大會被拘留之北京高師愛國學生七日返校 時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