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問少林寺的空聞大師，既然他不知陰魂是否存在，為何仍要辦超渡儀式？空聞大師說：「人死業在，佛家行法，乃在求生人心之所安，超度的乃是活人。」

一九八九年的慘劇，是中國人的傷痛。香港人見證了北京的殘暴，為民運學生奔走，籌錢、營救、慰問；但仍然無阻北京的橫蠻暴力，坦克的鐵蹄，學生罹難。這是香港民間的集體回憶，畢竟他們曾見到中國改變的一絲曙光，而他們亦深信－一個民主的中國，是對香港好的。這一點；就是香港「大中華派」的想法。

時移世易；二十六年過去了，支聯會依舊在維園擺設祭壇、上一代的香港學生領袖仍然帶領儀式，他們仍然領導著香港的民主運動；但見微知著，細心的人士；已經看到一些不妥。蠟燭燃亮了、口號喊過、《抗戰二十年》這首歌也唱了二十六年了，但改變的東西很少。花了這麼多心機、血汗、時間；我們面對著一個問題－我們每年在同一個空間，唱同一首歌的意義，又是什麼呢？這一場大型的超渡儀式，是為誰而設的呢？

超渡的，是香港人－超渡的，是我們面對北京殘暴的無力感。

香港一直以來的社會運動；都籠罩著消費模式之下。HKTV集會，當然要有籌款；七一要籌款；年宵也要放籌款箱出來。不是說不可以籌款，而是這個籌款的本質，其實是給予香港人一個「唔洗諗」的簡單出路。這一種心態，是道德責任的贖罪券。出席、捐錢；就代表做了東西就，代表了我真的為香港的將來爭取了。

這是西方評論家會經常批評的「slacktivism」（slack + activism）。儘管參與者的用心良善，但這只是「消費六四」的一年一度「超渡活人」之舉。為民主而死的大陸學生；對我們有什麼啟發？六四跟香港的關係是什麼？我們要從習慣跳出來，反思整個社會活動的定位。

香港人，其實是應該發展出本土的「六四觀」。悼念死人，總離不開連接當下的感受，而當下的人就是香港人。這就像英國殖民時期，澳洲人悼念印度殖民地起義者的罹難人士一樣－向他們的勇氣、信念致敬；並認同他們的抗爭，以啟發自己的聯邦化運動。而澳洲人從中觀察到的，是英國人對付異見者的兇殘而已。六四對香港人的啟發，就是讓我們了解我們的管治者－北京的兇殘而已。

我們面對北京主導香港的挑戰－法治的侵蝕、警察腐化的跡象、政策向財團傾斜的問題；這些問題的本質，都是在北京身上，而在悼念過後都是存在的。所以，我們的悼念，要在香港中爭扎 － 就是先肯定大陸的抗爭犧牲者；然後去繼續香港政體的鬥爭，而不是求心安理得、求超渡、又或者是養起一群二十六年來行禮如儀的人。

六四的維園集會；去的人，自然有他的情感、包袱；我會尊重。但為了走更長的路，我們要建立屬於香港人的六四態度。我會選擇去民間發起的十八區六四集會，與其他香港人去悼念六四的死難者，發揚抵抗北京的自主精神，並思考我們自身的前途。

為了走更前的路－我拒絕相濡以沫、拒絕消費六四、拒絕超渡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