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的政制爭論，一如繼往希望從《基本法》中尋找答案。政府中的司長、局長，特首或建制派，都不停宣稱需要遵守「基本法」作討論；更甚的是，如民主派都一起聲稱自己所提出的方案，是完全合乎《基本法》的。一時之間大家都好像是崇拜《基本法》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但鮮有人提出一個問題：「法律是甚麼？」

「法律」並非天然產生的，遵守法律更不是人類先天必須的責任或義務。人類在自然狀態下是沒有法律的。《社會契約論》作者盧梭認為，法律是「人民總意志的記錄」。法律是人類從個人走向群體後，經過眾人相議產生，然而法律的重點在於其合理性，這些是必須由被法律所規範的人確認，才算是合理的。聖奧古斯丁説：「一個不公正的法律就根本不是法律。」公正與否是由人民來決定；如果香港人對民主的要求是與《基本法》互相違背的話，那麼要改變的絕對決不可能是人民，而是法律本身。因為該法律已經違背了人們所認為的合理性。美國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有一句名言：「一個人既有法律上，亦有道義上的責任去遵守公正的法律。反過來說，一個人有道義上的責任拒絕遵守不公正的法律。」如果當年的馬丁路德金像香港人現在一樣過度迷信「法律」，就不可能有黑人平權運動的成功；如果當年甘地也遵守英國人制定的「法律」，也可能沒有現在的印度了。

近日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反駁有人說中央政府不欲給予港人普選，她說「如果有關講法屬實的話，為何中央政府容許，把普選兩個字寫入《基本法》內？」這句看來合理的說話，其實也包含了一個極重要的事實，就是中央在《基本法》起草的時侯，是有權不讓普選二字寫入《基本法》內的；也因此簡單説明《基本法》從來不是香港人制定、確認和同意的。一部沒有香港人同意，卻規範香港人的法律，試問是何等荒謬的事？所以，大家應當認清一個事實：《基本法》從來都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只有奴隸與奴隸主才會對此視之為神聖。

2004年人大單方面修改《基本法》，並美其名為「釋法」，把修改行政長官選舉的程序由「三部曲」增為「五部曲」，並否決了2007/2008雙普選。2007年的人大決定，則否決了2012雙普選。這些已經再一次引證，《基本法》由開始制定、實行都是沒有香港人的同意，再加上修改的權力也不屬於香港市民，試問香港人為何還需要視這個《基本法》為必須遵守的法律呢？所以香港人請不要再被「法律」二字所產生的形象化迷惑中糾纏下去了。

如果今日所謂的泛民主派，還在不斷糾纏於方案是否合乎《基本法》之中，若是人大再來一次「釋法」，全盤否定所有的建議，民主派爭論的着力點，將會連同香港民主的發展，一同葬送於歷史的墳墓之中，再冠以「這是香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僅此而已。上一代沒有替我們爭取的，就由我們把問題延續到下一代，直到永遠。

民主就是「主權在民」的體現，爭取民主也不是不斷的讓步、妥協，再等待極權與其「談判」後可以得到的，因為這些定必不是真正的民主。爭取民主首先必須問：「民眾想要的是甚麼？」而不是「當權者能給我們甚麼？」只需要確認了民眾的共識，那麼剩下來的就是爭取的手段而已。

香港人是時侯收起那份純潔的天真，做好「沒有談判的準備，才有成功的可能」收拾心情，準備抗爭。


（圖片來源：政制發展公眾諮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