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於張國棟博士的《論盡明光社》未能回應過去十年文化政治氣候變遷；大陸作家余杰的《我是右派我是獨派》（下稱《我》），在當下可說是盡領風騷。他在書中指出：「西方現代自由主義理無法戰勝『進化』了的中國共產黨的專制學說，因為西方現代自由主義本身遭到左翼思想的滲透和毒化而奄奄一息，相對主義和多元主義的自由主義變得軟弱無力；中共的新意識形態則融入中國傳統文化、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等『春藥』反倒如同『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第141頁）

除了引文指出當代的「西方現代自由主義」應以「後現代自由主義」稱之，以區隔「古典自由主義」，以上的陳述大致乎合事實 － 例如習近平強調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少人會嘲笑為「哪來的自信？」但觀乎西方知識份子界文化罪疚感泛濫、自信蕩然，兩者比對下，實在教人笑不出來 － 《我》即使細節上有些可商榷處，亦難以用三言兩語反駁。

一如吾人在3月11日於熱血時報網台節目〈耶教異聞錄〉中所指，《我》的基督新教保守派論述及政治護教學，在華人教會圈而言，可以說得上是筆者生平僅見的地步；而對華人教會百多年的弊病，亦有不少一針見血的洞察，篇幅關係，毋須在此重複。

話雖如此，《我》書中仍有一些沙石，值得抽取出來分析。

一字之差　謬之千里

作者在第165頁指出，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應該要稱為「政教分立」，而非「政教分離」。此詞語應是原出於中華民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郭承天，在2001年出版的《政教的分立與制衡》（《我》中並沒有註釋表明），而郭氏亦坦承自己研究善良治理的原則時，借用了西方政治中三權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較準確一點的語意應是「權力分立」）概念，主張政府與宗教團體也應按此「分立而制衡」之原則，在現代社會共存及互相完善。

借喻始終有局限，余杰筆下所指的美國眾基督新教教會，當然不可能如最高法院或參眾兩院般，成為憲制權力機關，並具有制衡職能。而郭氏的立論更是對應台灣「滿天神佛」的現實，而非獨尊耶教。若使用「政教分立」一詞而不說明是借喻，則有偷換概念取巧之嫌。

First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中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設立國教或禁止宗教自由之法律。」主要有兩大派的解讀，第四任美國總統麥迪遜（James Madison）主張「通融主義」（Accommodationism），指條文意旨為不立國教，對各宗派不偏袒；受歐陸啟蒙運動思潮影響的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則於1802年一封名為Wall of Separation的私人信函中明言政府與教會之間盡築牆分隔 － 此為政教分離理念之起源。上述二人同為美國開國元勛，他們對政教關係的觀點，各自成為了保守派及自由派的論據。

麥迪遜乃《美國憲法》的主要草擬人，傑佛遜的主要功勞則在於起草《獨立宣言》，那麼前者的看法，在美國草創之時就較為合理。與其用中文修辭去扭轉讀者對政教關係的見解，倒不如將其放回歷史脈絡中理解，更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