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股神」畢菲特早在2001年有「海水退潮就知道誰沒穿褲子游泳」之說。2019年初夏出版的《香港制度腐敗研究》，吾人在序言中，介紹漢娜．鄂蘭的「平庸之惡」及舉一反三，指出極權將臨：「我們要珍惜餘下的政治伙伴關係，勿再輕言反目，教當權者可輕易打散彼此間的連繫，令每個人成為原子化的存在，等者被逐個擊破與奴役。」雖然文章擺明只為同道而寫，但大半年來，潮水盡退，港人「裸泳」醜態盡顯，竟超出筆者這位悲觀派之最壞期望─將居家隔離之「手帶」，視為第三帝國的黃色大衛之星，施以投官告密之舉；明明先前與政府不共戴天，再加上「黃鬥黃」的鬧劇，恐怕鄂蘭再世，也會深感錯愕。

「亞太西柏林」建奇功

未問「點解香港搞成咁？」之前，先再分析香港為何成功得到「福地」之稱呼。1949年共軍席捲中國大陸，卻不渡深圳河以「洗雪百年國恥」，令香港步上海及其租界之後塵。毛澤東生平雖甚多禍國殃民之策，但他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決定，卻是神差鬼使，而又極其罕有地活己活人─香港英式典章制度、普通法精神、相對較國共自由的環境等，一一得以保留。但這決定當然是出於中共自身利益的考慮：中共決定一面倒向蘇聯時，亦不想完全與西方陣營斷絕來往，所以保留香港這個管道，既可收集情報，又可從中在亞太事務上分化英美兩國，兼且轉運進口禁運物資。

韓戰期間美國對香港走私猖獗、成為對中禁運之缺口，對港府頗有微言，一度正中北京下懷。尤幸時任港督葛量洪親身赴美發表題為《香港─東方柏林》與《香港─自由基石》等演說，扭轉華府對港態度。稍後於1955年起，中美大使級會談機制，先後在日內瓦及華沙（自1958年始在該地恆常化）舉行；再回望1949年夏季，美國國務院發佈的《中美關係白皮書》，當中序言的結論，表明不欲見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加上1957年4月，時任美國國務卿提出「和平演變社會主義陣營諸國」理論，寄望於共產黨第三四代人身上。上述三點，恐怕才是美國在冷戰上半場放生香港的真正玄機：由於深知中共要利用本港，故將計就計，貿易上推出優惠措施，令香港輕工業進一步發展，吸納勞動人口而成為賺取資本的生產力（以致後來升格為金融經濟），使本港發揮「亞太西柏林」的示範作用，為和平演變政策出力。

港人原罪之根

及後華府針對北京的戰略，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聯中抗蘇」，九十年代至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間，則是「交往政策」─一方面展開官方人權對話，另一方面加強經貿往還，希望使中產階級壯大，從而改變中國政治制度，骨子裡仍是和平演變；而自1979年起中共實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政策，使過去近四十年來中美雙方不論在官在商都打得火熱，香港這段時間當然是左右逢源，而在1997年之前，錯綜複雜的政治問題，自有英國人居間協調解決，而中共也就着「長期打算」的原則，不會對香港迫人太甚。如今美中關係逆轉，自然令絕大多數港人方寸大亂。

主流香港成功故事的論述，往往訴諸於「拼搏」或「獅子山下精神」。即使我們假設上述觀點完全正確，假如1949年本港也一併陷共，「資本主義遺毒」（連帶英國古典自由主義的庇蔭）被洗刷淨盡，哪管港人如何勤奮拼搏，恐怕亦是徒勞無功。上述歷史反證了中共能存活至今，並得以壯大，香港人直接或間接都有出力，這是我們最不願自面的共業與原罪；再何況，過去十多年來香港抗共政治轉型失敗，以致落入今日的死局，都是港人結下的拿來主義、原教旨主義、病變版的功能主義、尋租與搭便車心態之苦果，繼後本欄將列舉意識形態事例一一佐證。

（〈再問「點解香港搞成咁？」〉系列之一）

（編按：本文刊載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81期。熱血時報印刷版訂閱連結：http://www.passiontimes.hk/4.0/regform.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