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號，是任何群體運動的綱領表述，是一面行動旗幟；在集會唱歌，是先統一呼吸節奏，製造共鳴感，進而達到附和效應，是很基本的政治工具。

李卓人在論壇上，指控黃洋達的「打倒共產黨」是口號政治，是賊喊捉賊的講法。維園跟尖沙咀集會在口號上，「平反六四」是肯定政權，「打倒共產黨」是否定政權，單在方向上已經有一種絕對的分別。不要輕視這種語言方向的分別，黃毓民將梁振英變成689而不以特首稱呼，就是一種以「市民對政府」在「香港對中共」 的政治現實下的否定，經其反覆使用後，到今日其他議員、傳媒、市民都廣泛運用，就正正是「當大家都叫梁振英是689，梁振英就只能是689」的現實案例。 而尖沙咀集會後，幾千人嗌着「打倒共產黨」操落廣東道，更是將口號「結合」行動以群眾進行，跟維園嗌完就散的「分割」式處理，究竟誰才是流於形式的口號政治，清楚分明。至於幫閒的「為甚麼不到中國嗌打倒共產黨」，亦大可問問李卓人為何賣六四手指給人帶回大陸暗渡陳倉，但泛民上海一行卻鴉雀無聲。

而陳景輝引佛洛依德的「相信語言萬能，如相信反覆唸頌某人名字，就能產生非凡力量」的巫術比喻，則是左膠一貫的識字文盲論述。在廣告學上，口號是一種長期反覆使用的特定用語，以最簡短的文字濃縮信息，把要宣傳的企業文化、行為特性表達，以信念核心和價值體現爭取支持，與受眾建立關係。當廣告口號（Advertising Slogan）用於群眾運動，就可作統一目的的社會表達。在今日香港紛亂的信息當中，受眾唯一能記住的，或許就只是口號；而記住了口號，也就記住了運動目的。而黃洋達，是打着文化抗共旗號做新媒體運動的，「打倒共產黨」就是反共，清清楚楚，沒有一點模稜兩可；而打倒了共產黨，也當然可以平反六四，相反就不能了。

平反六四嗌了25年，成就了一個香港回憶、籌了二千多萬，卻只建了一個市值976萬的紀念館。柏林圍場，是在東德共產政府倒台後，才修建為紀念碑的。這種事未成就留紀念的行為，根本就跟葉寶琳這些左膠如出一徹，運動未成功就先要拍照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