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搵食！」「我要開工！」「我要養家！」市民生活一直受佔領運動所阻，輕則交通不便，重則生計受損，對這場運動的控訴由是無日無之。「你有權追求民主，但不可以損人生計」成了反佔領輿論的常見口號。在這些論述之下，佔領人士損及他人，所以是不應該的──然而這犯了一個嚴重的概念問題，忽視了現況之下「不是我阻你，就是你阻我」的相互關係。

界外成本的相互關係

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高斯（Ronald Coase）著名的「高斯定理」（Coase Theorem）[1]，正可用以分析這類情況；學術上的經典例子，是工廠與漁人：假設湖邊的工廠，要營運生產的話，就得排放污染物，弄污不屬任何人私有的湖泊，令在該湖捕魚維生的漁人漁獲減少──這即涉及所謂「界外成本」（external cost），意指一方的決定，若干成本須由他人負擔。這情況下，人們往往以工廠生產損害漁民為由，認為工廠不應生產，因為他們易有種錯覺：將工廠是否生產而排放污染的決定，看成「工廠妨礙漁民生計」與「互不妨礙」之間的取捨。但這看法似是而非，因為在所涉資源（湖泊）不屬任何人私有的情況下，界外成本總引起雙向妨礙的取捨：工廠生產，固然妨礙漁民生計；但要工廠停產，不也是妨礙工廠生計？只不過工廠生產的話，漁民因工廠的「為」而損失；要工廠停產的話，工廠因其「不為」而損失。其為妨礙生計則一。可見在這界外成本出現的情況下，實則涉及「我損你還是你損我」的取捨，是故漁民要工廠停產，可不能單以受工廠損害生計而振振有辭。

「佔領」vs「反佔領」：「我損你基本權益」vs「你損我基本權益」

同理，雨傘運動早已不滿足於「喚醒民眾」的公民抗命目標，而是長期佔領街道抗爭，以向港府以至中央政府施壓，促其改變「人人投票給權貴所選」[2] 的偽民主政制決定，以免香港就此沉淵；但佔領的既是公共街道，無論佔旺，佔鐘，還是佔銅，不免堵塞交通，又或妨礙若干民眾生計。部分市民既遭受損失，便拆路障、驅逐「路霸」、簽名施壓、入稟法庭申請禁制令等等手段促佔領人士撤離，視之為理所當然。但事情若仔細分析，並非如此簡單：既然這場運動涉及界外成本──佔領街道所引致的利益損失部分由非佔領者承擔──而道路原不屬於佔領者或非佔領者私有，這便必然涉及「不是我損你，便是你損我」的取捨：佔領運動一旦就此而終，不再持續下去向政府施壓，則政府改弦更張修改政制決定，令政制更民主而開明的可能性便減少，此可能性減少之損失反佔領人士自身固然須得承擔，但同時佔領人士亦須得承擔，故而是侵害了佔領人士得蒙善治之基本權利的可能性。只是佔領而致的損失，是出於佔領者的「為」，而要佔領者停止佔領而致的損失，是出於佔領者的「不為」，其為妨礙他人則一。因此，若如反佔領人士所說，「佔領者可爭取民主，但無權以損人生計的方式爭取民主」，然則我們不也可用同一思路，說「人們有權營生，但無權以減損他人得蒙善治之可能性的方式以營生」？──營生固然是人的基本權益，但得蒙善治不也是人的基本權益？[3]

另我們不可以說，施壓驅逐佔領人士以圖令運動就此而終，所涉的佔領人士損失（得蒙善治之可能性減少），施加者畢竟是人大常委而非反佔領人士，而謂這不屬反佔領人士對佔領人士企圖侵害。因為，若A侵害B而C意圖妨礙B的自衛行為，例如A搶劫B而C阻止B撥電求援之類，則B之金錢損失，我們亦可歸咎於C──C雖然只令B「不為」而損失，但仍是B遭受損失之前因，並且是故意為之。

結論 

基於以上分析，佔領者與反佔領者的分歧，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基本權益」與「互不侵害基本權益」的分歧，而是目前情況下「該讓哪方侵害哪方基本權益」的分歧而已。明乎此，可知受佔領運動妨礙生計的人，對他們口中所謂「路霸」的抨擊，實在沒有他們所看來的理所當然。

^{[1] 高斯定理的簡明介紹，可參考Beggs, J. ‘The Coase Theorem’；或Beggs, J. Haworth, B. ‘Applying the Coase Theorem’。}

^{[2] 候選人須得提委會過半數支持才可出閘，則提委會縱可加入少數不偏倚財閥、不奉迎權貴的委員，如將工商界別的公司票改做個人票之類，仍無法左右出閘人選。}

^{[3] 依高斯，要解決界外成本的一個方法，是將所涉資源的產權清晰界定，如在前述例子中將湖的產權撥歸工廠或漁民其中一方私有。然而佔領運動所牽涉的界外成本問題，不可以此解決，因為道路是公共設施，不會撥歸任何一方私有。然則佔領的對錯，還須衡量佔領造成的民眾損失、持續佔領令政府改變政制決定的可能性等因素而作定論。筆者以為後者長遠離益之巨，即使以其渺茫之可能性大幅折扣，仍遠高於前者，故實應盡勢一試；但本文所論毋須以此作前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