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發生後至今的25年來，雖有不少人在堅持參與每年的哀悼活動，並努力向年青一代灌輸先烈們的高尚情操。但無奈亦有不少人，一直在有意無意地隱瞞或扭曲事件的真相。早前撰寫的《否認六四屠城彰顯土共的反人智罪》旨在拆穿香港一眾無良土共的西洋鏡，而本文則主要為大家闡釋中共、西方輿論和香港支聯會三者，如何令社會大眾始終未能看清「六四慘案」的原來面目。
1989年6月3日下午北京城內首度響起槍聲，消息瞬間流傳至世界各地令國際社會譁然。各國政府爭相發表聲明譴責，矛頭直指當時真正統領大陸黨政軍的鄧小平，和李鵬等中共黨內保守勢力。然而，中國共產黨是一台無情的獨裁統治機器，無論犧牲多少無辜的人民也喚醒不了當權派的良知。面對來自國際間的壓力，中共當局一邊加緊國內的鎮壓和訊息封鎖，一邊向外交代虛假的事件始末和傷亡數字。時至今日，「六四」二字在大陸互聯網上仍屬敏感詞彙，中共始終沒膽量將真相展示予世人，致使一眾港共鷹犬尚可厚著臉皮，聲言「六四慘案」並未造成傷亡。同時，世上理應只有這場屠殺的元兇：中共政權，才會刻意對事件作出隱瞞。但在近年網上發表的多篇評論文章，卻徹底地推翻了上述的推論。原來在歪曲歷史的藍圖上，中共從不孤單！
英國政論雜誌《The Week》網站於 2009年6月3日，刊登一篇由資深新聞工作者 Brendan O'neill 撰寫的文章，標題為"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distorted the truth about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and the massacre that followed"（中國與西方社會共同歪曲了天安門廣場抗議運動及後續鎮壓慘案的真相）。文章主要指出中共政權慣以全盤否定和虛報訊息的方法來歪曲事實，而西方社會的人權組織和自由派評論員，卻一直為「六四慘案」塑造一個不符於事實的、神聖虛幻的「傳奇」形象。西方的維權份子刻意淡化了 89年6月發生的事件中，較為重要的部份，集中向世人報告 6月4日淩晨，集結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追求反貪腐、民主政制的學生，遭受軍隊血腥鎮壓而造成大量學生死亡，最後恍如寫成了一部「天安門慘案」的近代史詩！
毋容置疑六四的那個夜晚，即1989年6月4日淩晨1時軍隊開始進入天安門廣場，至清晨4時學生開始撤離廣場的時候，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乃至前門和長安大街一帶範圍，不少無辜的學生被解放軍擊斃或被坦克和裝甲車輾斃。但其實整個1989年6月上旬，在中國大陸發生的遠遠不止這些！就算只聚焦於北京市內的狀況，亦不足以「天安門慘案」概括說明。中國研究專家 Jonathan Fenby 曾表示當時北京發生了一場更龐大，並沒有牽連學生的慘案。前華盛頓報駐京記者 Jay Mathews 則表示，當晚數百名北京市民，大部份是工人和路過的市民，在天安門廣場以外地區被軍隊殺害。因此一些北京異見人士會將當時發生的描述成「北京慘案」或「六四慘案」，以慰所有無名烈士在天之靈。
讓我告訴大家一個事實，在「六四慘案」中犧牲的工人和普通市民，遠比學生多出許多。因為整場民主運動自開始以來，學生一直佔據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而北京普羅市民，包括無數為爭取工人權益而上街的工運隊伍，卻在接到解放軍即將從四方八面進城的消息時，環環地向外保衛著廣場內的學生。戒嚴令發布當天，運載部隊的軍車就被成千上萬的民眾圍堵在長安街大北窯路口。6月3日，軍隊開始向天安門驅進，第38集團軍在廣場西方約10公里的長安街五棵松十字路口上向示威群眾開槍，而32歲的航太技術人員宋曉明成為當晚第一位經證實的死者。至晚上10時30分，行進中的軍隊被迫停在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大約5公里的木樨地，附近公寓建築的居民試圖阻攔軍方的車隊，但是集團軍再度開火並且造成至少36人死亡。而負責從南面開進天安門廣場的空降兵第15軍傘兵也使用實彈進行射擊，並且在珠市口、北京天橋和正陽門等造成大量平民傷亡。除此之外，有消息指在北京西郊和頤和園一帶，亦有數百參與工運的工人被軍隊槍殺。基本上較為嚴重的屠殺事件，並不是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範圍內。
根據人權專家 George Black 和 Robin Munro 在著作 "Black Hands of Beijing: Lives of Defiance in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中寫道最嚴重的殺戮並非針對學生，而是針對工人以及當地居民。更精確地說，昔日北京當局主要目的就是要鎮壓大規模的工人運動。我們對「六四」的印象一直局限於一場由學生發起，要求反貪腐、要求民主改革的政治運動，並沒多少人告訴我們「六四」是一場大規模的工人維權運動。起初，由北京學生走上街頭悼念胡耀邦逝世，而演變出的學生運動。隨著呼聲漸高，大陸各地工人紛紛派出代表團體「工自聯」前往北京參與運動。中共當局駭然發現他們昔日賴以奪取政權的工人運動，正在北京市內萌芽！於是中共狠下心腸要鎮壓的，其實並非偶爾發生的學生運動，而是工運。
西方維權輿論為何忽略了工運在六四的重要性呢？有幾個客觀原因或可說明。首先，當日外國記者大都集中於天安門範圍一帶。尤其是很多外國記者在事發時被迫留在廣場附近的北京飯店，因而大量採訪資料均攝錄自天安門廣場一帶。另外，事後能成功逃出大陸的多數為當日參與運動的學生，他們向西方社會陳述事件時就必然以學生的角度出發。再者，外國的維權分子選擇利用一個更為世人關注的角度：困在廣場內的學生被殺，來對抗中共低調地將「六四慘案」定性為「六四事件」。但是很少人會考慮到一個西方社會刻意淡化「六四工運」的原因，那便是西方國家本來就是這場工運的間接元兇。八十年代，西方國家壟斷了地球上大部分資源。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亦隨即面對西方資本列強的壓榨。中國大陸大批早已僵化的國企，通通面臨倒閉的壓力而導致大量工人下崗，最終觸發大規模的群眾運動。西方社會自然避重就輕，高調聲援「六四慘案」中要求政治改革的聲音。再者，西方列強無不盯著中國的龐大市場，而推行政治改革必然換來市場的進一步開放，這亦是西方社會為何側重關注「六四慘案」中民主運動的部份。故莫論原因為何，Brendan O'neill 認為西方社會已經變相協助中國大陸政府掩蓋一條重大罪狀，並協助中共政權將工人的呼聲壓了下去。
接下來讓我們討論一下，香港社會在研究「六四」真相以及追究「慘案」罪責的工作，又是處於怎樣的境況呢？1989年4月至5月期間，香港社會響應北京學生的感召進行一連串遊行示威活動。直至6月4日北京鎮壓的消息傳出後，香港支聯會隨即成立，並開始帶領群眾聲討大陸屠城政權，更以財力資助一批本港有良心的黑道勢力策劃「黃雀行動」，從大陸拯救了超過100名被中共追捕的異見人士。時至今日，支聯會仍會於每年的 6月4日，召集群眾出席在維園舉辦的燭光悼念晚會。最近還建立了一所「六四紀念館」。支聯會看似在做正確的事，亦為香港大眾披露全面的六四真相，但無奈事實並非如此。
香港支聯會和西方社會的維權組織一樣，多年來一直只歌頌「六四慘案」中學生的部份，並高呼「六四民運」、「天安門學生運動」等的命相，卻忽略「六四工運」的重要性和淡化工人受害的情況。舉個例子，先烈李旺洋先生於2012年「被自殺」後，支聯會號召群眾上街抗議，帶領群眾歌頌李旺洋先生對追求民主的堅定，並指責中共泯滅人性的惡行。然而，支聯會並未透過這件事情來教育市民「工運」在「六四」中的重要性。李旺洋先生在1989年組織「邵陽工自聯」，從湖南前往北京參加工運的。慘案發生後李旺洋先生被逮捕並判處20多年的監禁，和施以致殘的酷刑。為何支聯會不好好趁這個機會來還香港大眾一個更全面的六四真相？2012年職工盟的李卓人接任支聯會主席，李主席竟然向傳媒表示他的專長是搞工運，搞民運不比司徒華具感染力。2014年李主席再對傳媒表示他的強項仍然是負責工運，這才是我的主要任務，支聯會必須有年青人接班。「六四慘案」被完全去工運化，大家現在重溫李主席的話，是否另有一番滋味上心頭？
支聯會的領導者是否沒長腦袋呢？當然不是。支聯會將六四去工運化自1989年支聯會剛成立時便已經開始。當年，司徒華自恃擁有「教協」的資源而穩奪支聯會主席一職，隨即踢走本地工運領袖黃偉雄。每年再號召群眾針對「六四學運、民運」部份來作悼念。原因有二：根據黎則奮先生接受《奇奧研究社》節目訪問時表示，司徒華本身就是個小資產階級，根本看不起工人階級；其次，我認為還主要是因為支聯會根本就是一個用作籌款和為民主黨拉票的機器：要籌款就必須設立一個悲天憫人的形象，感動大眾從錢包中捐獻錢財；而民主黨選舉時的票源主要來自教師和追求在建制中進行政治改革的市民，因此倡議「六四學運、民運」對為民主黨拉票有絕對的作用。
不管89年6月4號發生的是一場學運、民運還是工運，殺害平民的政權就必須受到唾棄而下臺。支聯會多年來為求私利不求公義，不但沒有完全披露六四的真相，領導層還爭相走進中聯辦又或北上神州與中共官員密談！這些人組織的六四悼念意義何在？要悼念六四，法門獨一無二便是要「反共」！捍衛尚未被完全赤化的本土社會，6月4日晚上8時，來尖沙咀文化中心廣場參與一個真正有意義的六四集會！這樣才可真正哀悼「六四慘案」中的先烈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