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移交十年前後，有四次重要社會動員 － 反高鐵撥款、五區公投、票債票償、反國民教育。此四次動員，跟過往的大遊行有所不同。

先講政治領袖。零三七一以來的大遊行盡得泛民媒體推動，由職業社運團體與政黨結成的聯盟主辦，即是民間人權陣線（簡稱民陣）。泛民在遊行得到大筆損獻，會有知名度及選票支持；因此七一和元旦大遊行乃泛民政黨的重要助力。

再說行動性質。遊行並非以目標為本 － 不成功不罷休；而是表達訴求，遊行後準時散去，大多數沒有升級懸念，政治目的也不必然達到。

也講一下動員的說詞。大遊行用的乃港式民主說詞，即：用選票踢走無能官員之類。要驗證這句話就要靠政治丑角，例如零三七一有「孽瘤」、「老懵董」。如前所述，這種港式民主說詞過份粗糙，一拿走政治丑角，搞搞政治公關，抗爭就會被消解。董去曾來，其時傳媒塑造了曾蔭權精明、幹練的形象，但實情是他任內停建公屋居屋、推動領匯上市，全面向地產財閥投降；就是沒有出現全港層面的運動。而曾蔭權上台期間，政治公關開始流行。港式民主說詞是用沙堆疊起來的獅子山，要在上面千辛萬苦地掛上那條黃色直幡，自然一塌糊塗。

五區公投和後來的票債票償，以及反高鐵與反國民教育，在政治領袖、行動性質方面，跟大遊行大有不同。就行動性質而言，反高鐵和反國民教育都是回應突發議題，並以廣場集會聚眾，要求政府撤回方案或議會投反對票，停止惡政實行。政治領袖方面，新晉團體、社運新星得到傳媒青睞，他們與政黨保持若即若離的有限度合作。高鐵，公民黨和民主黨投票支持前期研究撥款；國民教育，泛民主派只要求政府小修小補。高鐵和國民教育苦主被泛民出賣，卻無人代表；政治新星，承勢冒起。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其動員說詞。跟大遊行相較，反高鐵出現了範式轉移，影響香港政治發展，將政治故事化。高鐵集合了一國兩制、公帑外流、土地規劃、新界水土、居民權益等複合議題。

跨境高鐵，議題複合，傳訊困難，但形勢依舊 － 由第三權的議會和第四權的傳媒，上下其手，操弄民情。泛民主派支持高鐵前期撥款；媒體則開盡火力，如當時號稱「公信第一」的《明報》，其總編輯張健波先生登上大陸高鐵，並在車上小桌放一杯水，指其行車平穩得水也沒濺出。

傳訊既是困難，反高鐵的形勢就是菜園村村民，成了整個政治傳訊的故事主角。親政府的傳媒指他們貪得無厭、要求大額賠償，另一方面又報導其農作物只得賤價賠償、報導他們遭到清拆的可憐，同時報導農村的簡樸、半工半農的生活，勾起了青年和時麾中產階級的鄉土想像和同理心。

人需要故事。從前，社會運動中出現的是丑角，或是廣受大眾接受的政治明星 －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司徒華，九十年代有李柱銘；千禧年呢，乃仍在當官的陳方安生。

然而明星難覓。踏入千禧年約十年，丑角太多太膩了；明星，卻是青黃不接。再來就是引人憐惜的小人物出現 － 這個轉變，由反高鐵開始。

由反高鐵再到反國民教育，乃軟性政治（softpolitics）的開始。拙作《皇天擊殺榜》曾寫到軟性政治：「軟性政治推廣故事主角，標榜他的弱勢，挑動大眾同理心，作動員手段。強與弱，雞蛋與高牆，低姿態與惡形惡相，就是軟性政治的全部，並取代政治論述，取代公共，然後慢慢取代政治倫理，取代責任，取代策略。軟性政治，是去政治，侵蝕公共。」

可怖的是，政治明星又好，軟性政治又好，一直玩家家酒，趕絕正式和嚴謹的政治論述。來到今日，香港陷入國際衝突之中，這些明星和軟性政治的濫情，完全失語，變得不合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