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討論得沸沸揚揚的《2014 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俗稱「網絡23條」，牽涉到規管互聯網的問題。但是立法者，似乎對互聯網，與其他傳統媒體的分別，完全沒有作深入的剖析，即草草立法。當應，背後的政治目的，主要是打壓網上言論及其影響力。另一方面，法律界人士，亦以傳統傳訊或傳統媒體的角度，理解版權條例，完全不懂得如何回應，可謂不學無術。

互聯網，從其技術上講，根本是與傳統媒體有著顯著分別。美國一位著名新媒體與政策研究學者 Sandra Braman 指出，互聯網的技術，是媒體中的一種後設技術（meta-technology），換言之，是包含了傳統媒體的所有技術的技術，是技術上的技術。

這個講法看似複雜，其實卻也很簡單。

例如，電視、電台、電郵、或電話等，各有其傳訊的技術。而不同的傳訊技術，會有不同的傳訊形式。電視與電台的傳訊方式，是以一對多（one to many）的形式同步單向廣播；電郵是一對一（one-to-one）或一對多的非同步雙向傳訊；電話則是一對一的同步雙向傳訊。當然，因為技術進步，電話也可以一對多，或多對多的傳訊。

不同的傳訊技術，會有不同的傳訊方式，及有不同的產出（output）。這些技術，傳訊方式，產出等，相對地，都相當明確。

然而，有線電視的出現，事情顯得複雜。究竟有線電視是電話類別，還是傳統電視類別？技術的進步，當然也增加了討論規管的問題。

互聯網的技術，就更加複雜化了。互聯網具有差不多所有媒體的傳播與溝通的技術及功能。互聯網可以達至電台、電視、有線電視、電話、電郵、寫信、等等傳統媒體的技術，同時亦有這些媒體的傳訊方式及功能。

互聯網可以做到一對多的同步單向廣播，一對一，多對多等的同步雙向溝通，又或一對多的單向非同步溝通等等。

換言之，互聯網可以令傳統不同的媒體傳訊方式的分界，變得模糊。

清晰的媒體傳訊技術及方式，相對地容易釐定及討論傳訊媒體的規管政策。例如，大家都懂得如何制訂廣播政策，有效地規管電視的傳訊技術及方式。

但釐定及商議互聯網的傳訊或溝通政策，就極為繁複。因為互聯網既可以說是一對多的廣播，也可以說是一對一，或多對多的溝通。究竟，我們可以用哪一種的傳訊，或廣播條例去規管互聯網才算是正確呢？究竟，我們是用電視、電台、或是電郵的傳訊方式，去規管互聯網呢？

另一個更加複雜的問題。究竟互聯網，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空間呢？

互聯網上的政治傳訊，當然是可以看成是私人的。例如在 Facebook 上，我向我的朋友圈發表要打倒共產黨的看法，這個與我跟朋友，在球場上，發表香港建國的看法，有甚麼本質上的分別呢？分別可能也只是實際的面對面，同虛擬網絡上的互動而已。但網絡，就是否等於公共呢？

一個近日在網上熱爆的例子。嶺南大學校長，認為陳雲在 Facebook 的言論，影響校譽。而陳雲認為他在 Facebook 的言論，是個人的，是私人領域的，何來影響校譽。

在佔領時期，我曾在佔領區訪問一位大學生，當時，有不少人走過來，聽我們在說甚麼，難道，我的訪問也是公共的？從這點來看，我們很難肯定地指出，陳雲在 Facebook 上的言論，是公共的。

事實上，還有不少人，在爭論，究竟互聯網上的討論，只是個人三五成群的個人的、或私人空間的意見表達，還是一個具公共性的集會（assembly）?

以上這些問題，到現在，我們還是未能作百分百肯定的界分，哪麼，我們又怎麼可能去討論侵權問題呢？簡言之，網絡23條，若不是港共政權的無知，就是要打壓網上言論，而我是相信後者。

另一可惜的是，香港法律界，對科技與社會變遷的問題，一無所知，不學無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