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業機構中，保密原則是十分重要的。商業機構開會所討論的，大半都是商業秘密，若果被流出，對公司會做成不可估計的損失，甚至會被惡意擊，後果不堪設想。所以，在商業機構的會議，所有出席者都要承諾遵守保密協議，不可向會議外的人士透露會議內容。商業機構的習慣，很快被發揚光大，漸漸的各類會議都加入了保密條款，就連大學和政府的高層會議都設有保密條款。行政會議堅持保密，不能透露會議的任何內容，不論該事項是否與公眾利益有關，一概不予披露；大學校委會召開會議，討論人事任命等牽涉到公眾利益的事項，也以保密理由不向公眾交待。保密原則，是否凌駕一切？

港大在招聘副校時，遇到了一名傾向支持佔領的教授的應徵，更是唯一的應徵者，繼而發生了拖延任命的風波。校委會拖無可拖，便在「毫無懸念」的情形下，否決了陳文敏的任命。會後，梁智鴻以校委需要遵守保密原則下，拒絕交待否決的原因，只稱校委投票否決了陳文敏的任命。其後，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校委召開了記者會，公開校委反對陳文敏任命的原因。會後，大批的親建制校委和校人士立即跳出來，批評馮敬恩洩密，破壞校委會的保密原則。其後，兩段錄音被送到商台播放，更惹來港大管理層的強烈反彈，諸多建制人士出來嚴厲批評「爆料人」破壞制度，導致校委間的互信消失得蕩然無存，不敢再在會內暢所欲言。最後，港大申請了禁制令，禁止會議內容和一切相關的資訊再流出。究竟，港大的保密條款，是否就能夠凌駕公眾的知情權？

是次事件，原因幾可肯定是陳文敏曾經傾向支持佔領，校委會便認為他立場不夠「中立」，使得他們認定在委任陳文敏為副校後，港大便難以再置於港共的控制下。所以梁振英政府千方百計的去否決陳文敏的任命。終於，他們在扭盡六壬，用盡荒唐的理由，把陳文敏給拉下了馬。但是，否決的理由曝光了，港大管理層便以「保密原則」肆意去攻訐，指責洩密者沒有道德。事實上，今次的會議內容已經不再是純粹的內部人事任命，而是牽涉到公眾利益的問題。港大是一所由公帑資助的院校，作出的高層人事調動，公眾作為一大持份者，絕對擁有知情權，了解箇中的原委。校委會在向公眾問責和維護保密原則下，選擇了背棄香港市民，盲目遵守保密協議。香港市民無私地奉獻出血汗錢給予港大，自然期望院校能夠由最有資歷的人士出任管理層。陳文敏在履歷上完全合資格出任副校一職，然而校委會否決了任命，更毫無交待，不就是違背了公眾合理的期望，未有做好公帑大學應有的角色？

政府在今次的事件，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更對今次的任命過程作出了極大的干預。早在港英時代，港督已經是各所院校的當然校監，但其職能只是限於禮儀性的權力，從未把權用盡。這建立了香港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讓各院校能夠自由發揮。在梁振英上任後，他把這些權都用盡，先是安插大量的親信到各所院校的校委當中，再是把校委會的主席換成「梁粉」，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學的政策方向和人事任命。就以今次為例，梁振英認定陳文敏是「佔中」領袖，便千方百計的阻止其任命。校委大部分都是「梁粉」，自然水到渠成。馮敬恩眼見校委會受到操縱，以完全不合理的理據去否決，決定把這些言論在記者會公開，讓市民能夠得悉，這群控制着港大發展方向和社會資源的「梁粉」如何的低智。梁振英在事後還稱泄密者破壞香港的核心價值，簡直是歪理連篇，厚顏無恥。首先，在公眾利益面前，任何人都有責任去捍衞，去把損害大眾利益的事情公開，以阻止這些行為，制衡特權人士的權力。馮敬恩在今次事件上，只是捍衞公眾的知情權和執行對校委的制衡權，保密才是對市民利益的剝削。第二，梁振英在上任之前，擔任行會召集人時，也曾多次洩密。自己洩漏政務會議的內容就不損害核心價值，馮敬恩洩漏「梁粉」的會議內容就是不道德，其標準何在？梁振英用權至此，不就是意圖搞民主專制，打壓異己，為中共全面統治香港作準備？

商台播出兩段的錄音，立即換來港大的「超級禁制令」，意圖禁止任何人再傳播會議的內容，包括傳媒。保密條款比起傳媒的言論自由和第四權更重要，不就是向公眾宣佈，言論自由是由特權階級操縱的玩意。梁振英洩密，就是正義之舉，不受法律規管；馮敬恩洩密，就是破壞規矩，十惡不赦；某人洩漏錄音，更是要用禁制令去禁制。這些事件，有人說是不可比較。的確，是不可比較，因為梁振英洩漏是政策方向，所構成的影響是社會性和廣泛性的，遠比馮敬恩所做的嚴重，所造成的衝擊更深遠，卻從未接受過任何的法律處分。這個社會，沒權沒勢的就要守保密協議，有權有勢的則「超然」於保密之上。保密，只是服務權貴階級。制衡特權？平等？早已是空談，何來真正的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