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孤立的「一個人」

鄂蘭根據當時流出海外的蘇聯原始檔案（Smolensk Archive，即斯犘蘭檔案，1941年德軍侵俄時擄獲，戰後落入美國手中；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當局証實其真確性，並於2002年歸還），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即是蘇聯建政約十年後左右，雖然不論鄉村的農民，還是城市的工人，皆「普遍有不滿的情緒」，但蘇聯境內業已欠缺「有組織的反對力量」（第13頁）。

在第268頁，鄂蘭有更詳盡的解說：「在全面恐怖的局勢底下，人與人之間溝通的界線和孔道被一鋼鐵的箍條所取代，透過這條鋼鐵箍條的壓制，人世間多元、繁複的景象好似消逝無跡影，而變成一巨大的，宛如祇有一個人存在的單調景觀（之後稱之為「單一的人［One Man，第270頁］」）……迫使每一個人彼此鬥爭，為了達成這個目的，它摧毀了人與人之間的空間……」

我們望望深圳河以北，此種蘇聯模式，獲得完美複製，而且說得上是青出於藍。甚至因為時空的優勢，還可再加補充──他們已經無法了解自由的真義，以為等如為所欲為，以致他們來港或外遊，特別是一些自由國家，往往醜態百出。再看看蔡英文博士，如何引介她對鄂蘭的觀察：「『權力』不祗是意指人行為的權力，也意涵『共同做事』（to act in concert）能力……祗有在一群人結合起來共同為某種目標……奮鬥時，才可形成『權力』……（那）是與他共事的群體賦予他的……」

抗共三十年的省思

極權政體集團成員，為了維持權力與集體概得利益，有一起「共同做事」打壓異議人士與團體的動力（與他們因權力與利益分配不勻而內鬥，並無矛盾）。反過來說，對抗極權的各方異議團體，當然也為了改變不義的現狀而「共同做事」，當權者拒絕交出權力，就對抵抗者拖加鎮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異議者，大多因此流亡海外，成為海外民運人士。他們到達自由世界，各自建立組織抗共，如今卻分崩離析，就當然有美國對華戰略失誤的因素，令中共有打三十年持久戰的本錢；海外民運人士組織團體，及發生內部分歧而另起爐灶，其實也是一種民主實踐，但十分不幸，他們在這方面的表現慘不忍睹。

而在香港，我們處於一個完整的民主政制，卻有一定的議會席位，供有志者角逐，而爭取全面民主的各路政團，當然亦優而為之。既然組織海外民運團體，是民主實踐，那麼參與虛擬局部議會政治，也不會例外。民主與專制與極權的分別，主要在於對異議者的態度，及是否會搞統一思想。香港在野各方陣營，同樣是不及格，而且當中有不少情節，我們之中不少人，或多或少都有參與其中，雖說西諺有云：「兩個人才跳得成探戈」而且問題主要出自主流派，但我方總要負上一點責任。

反過來說，香港在野陣營要重建互信，到今天恐怕已是知易行難。不過，相信讀者閱覽此段時，要麼極權體制已在香港落地生根，要麼即使政府收回《逃犯條例》，他們及其背後的北京主子，也會找別的機會，奪去香港餘下的自由。所以我們要珍惜餘下的政治伙伴關係，勿再輕言反目，教當權者可輕易打散彼此間的連繫，令每個人成為原子化的存在，等著被逐個擊破與奴役 － 這也是「進德修業」的其中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