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戈為武」，多言武即是制止干戈之意，儼如反戰。然所謂制止干戈的時間、條件，似乎被忽視。以下為筆者考究之心得，闡述有誤，罪在筆者。

先從字源的角度而言。有說「武」原字為會意字，「止」是腳趾之意，「戈」則仍為古代長柄兵器一種，其義為手持武器於身前，準備動武。那是甚麼條件下動武呢？主動進攻還是被動防守呢？似乎難以得知。

就衍義而言，就清晰得多。武字據《說文解字》所言：「楚莊王　夫武　定功戢兵　故止戈爲武」，原出處為《左傳．宣公十二年》。廣為流傳的「止戈為武」，正是出於此處。先以《說文解字》所載而論，「止戈爲武」一句的結論之前，是「定功戢兵」，「戢兵」就是收起兵器，很多人以此作為不動武即是止武的最好方法云云之據，但前面還有二字：「定功」，確定功績，甚麼功績？當然是軍功，打贏了就論軍功，分封賞，這時收起兵器自然不過。不論是被動還是主動，打贏了就好住手。

但甚麼時候住手呢？以原出處《左傳》原文之背景，應是大局已定，對方已輸之時。原出處為《左傳．宣公十二年》：「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

「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引文大意是：楚莊王發動戰爭，戰勝了當時霸主晉國。戰後，楚國大臣潘黨勸楚莊王，派兵收集晉軍的屍首，築成「京觀」，展示武威。楚莊王則駁斥其誤，引用周武王伐紂的典故，以《詩經‧周頌‧時邁》指出武王戰勝暴君紂王以後，就收起武器；《詩經‧周頌‧武》的指出武，不只是戰勝後收起兵器，不用繼續作戰而已，還要安民和眾等等。我令兩國的人暴屍荒野，已經是過份的事了；以武力震懾諸侯，武器不能收起；又行事過份又不能收起兵器，國家不能保持強大；晉國仍然存在，功勞不能確定；出兵違背了百姓的所需，人民不能安定；楚國沒有仁德懾服諸侯，不能與外人和平相處；沒有裨益他人，反而乘亂而入，以為榮譽，不能豐財。武的七項品德，我一項都沒有，如何敢向後代誇耀？之前向祖先祭祀，只不過是表示戰爭終結而已，我沒有武功。古代的明君，討伐不敬之徒，取其賊酋築京觀示眾，以儆效尤，現在晉國軍民盡忠至死，報答君命，又怎樣可以築京觀呢？

以此而論，所謂武，最好當然是有大奸大惡之徒行兇時動用，但更理想的當然是不用為妙，所以有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儘管紂王暴虐，太公仍讚他們是義人，然後繼續出兵，直至紂王死去。最好以仁德服人，以道理、愛、和平制止爭鬥，說的道理跟娘是女人無異。

武，就是如此現實，不論有否合理原因，要保存性命，就要動武，是避免不了的，唯一可以做的是節制。故此武的實質想表達之意，除了準備可以使用武力保命，確保自己有能力以身體或武器保護自身之外，還有「打人唔好打得太過份」、「打要有分寸」，就算有合理原因，都要見好就收，有所節制，要合理使用武力的意思。

有說戈為攻，干為守，雖然此義都可以套用在上面的解釋，但戈干分攻守未免鳩講，要守做咩唔用盾？整把又長又要尖利位嘅野唔係武器攻擊係咩？

片面強調制止武力的論調——實際指不論敵我都不應無所節制地使用武力，以致變成暴力，同韓非的「俠以武犯禁」，不無關係。官方承認民間有合理武力使用權，官府權威顏面難免有失，為免尷尬，地方團練民兵，睜一眼閉一眼和稀泥就過去了，這就是古時華夏安邦定國的現實政治，縱使在和平時期也要練武。現代社會失卻尚武之風，只許官家反恐，到兵燹來臨家門，管那官家是周武王還是楚莊王也好，望人節制，不如備戈趾前為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