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是愚人節，西方人視之為互相開玩笑及惡作劇的日子。香港人卻沒有這種閒情逸緻。畢竟香港人已經每日都被人愚弄着，辛苦積蓄而買下的單位，竟然有睡房狹窄得無法安置床舖；每月強行供款的強積金在支付自己的退休開支之前，就先支付了一眾基金經理的薪金。這種被愚弄的生活，源於香港社會被迷信所蒙蔽。

當今香港社會之中最嚴重、最泛濫的是數據迷信。香港芸芸學子書寫議論文時總被學校灌輸，論述觀點時需要提出有關的數據作支持，否則該論點缺乏說服力。這種教育導致不少人主觀地認為，只要解釋某個論點時提出相關的數據，得出論點的過程就是客觀的，因此這個論點必然是正確；然而，從邏輯思考的角度來看，這種觀點及做法是本末倒置，因為所有論點本來純屬假設，這些假設必須經過數據及其他事實證實方可成立，從而得出結論。換言之，數據既可證實論點、亦可否定論點，絕非用來肯定論點的正確性。

最近，特區政府為了平息第三跑道計劃所引起的掀然大波，不斷列出第三跑道的「經濟效益」，例如第三跑道能夠為香港進賬多四千八百億港元，並增加約四萬個建築工人的職位，然而政府公佈這兩項數據既刻意隱瞞細節，更沒有考慮現時的社會環境。這四千八百億港元其實是五十年間的總和，換言之每一年間只有約九十六億港元的利潤（尚未計算工程超支時需要扣除的額外成本）；另外，香港建築界及其他勞動工種早有人手不足、招聘困難的問題，這多出的四萬個建築工人的職位，變相令這些界別更難填補現有的職位空缺，因此這兩項數據其實否定了第三跑道的經濟效益之大，亦削弱了興建第三跑道的理據。

特區政府固然是鼓吹數據迷信的始作俑者，但不少香港人只着重數據的數值大小、不講究數據的意義以及獲得數據的方法，無疑助長這種迷信在社會蔓延。數據迷信的泛濫亦會引發其他更深層次的問題，譬如香港社會及特區政府對成功的定義流於數據及表面：本地生產總值的數值越大就等於本港的經濟越好；個別人士獲得的掌聲越大即彰顯其成功及權威，從而造就香港社會對成功經驗及成功人士的迷信，繼而爭相模仿、對自己的優點及優勢置之不理。

新加坡前任總理李光耀逝世後，受到新加坡國民以至各國的悼念，其生前的政績亦得到多方的肯定，於是香港人對李光耀這個人物趨之若鶩，不僅紛紛翻查李光耀生前對港中關係、香港回歸後的定位上的見解，親共派更乘勢提出本港的本地生產總值已被新加坡拋離，鼓吹香港應仿傚新加坡的政策方針。事實上，香港與新加坡雖然同樣曾經是英國的殖民地，但兩地之間有很大的差異。

首先，新加坡政府一直奉行威權統治這種施政態度，國民對政事的參與僅限於投票階段。當政府內閣得到大多數民意的支持及信任而上台，國民就不應再質疑政府推出的措施；然而本港開埠以來，無論在英治時代抑或是主權移交中國後，政府的行政首長由宗主國直接任命，本身並沒有經過民意的挑選及支持，所以特區政府沒有理據去要求香港市民服從政府的管治，推行新加坡的威權統治。

再者，新加坡的威權統治之所以奏效，主要原因是李光耀本人的清廉作風以及處事效率之高。新加坡獨立後，李光耀致力解決民生問題，例如食水供應、住屋置業以及化解當地馬來人及華人之間的衝突。反觀，主權移交後的特區政府卻無力解決民生問題，更不斷製造麻煩，例如食水及經濟過份依賴大陸、社會貧富懸殊加劇、樓價持續白熱化等等。

日前，新任積金局主席黃友嘉提出，香港可以仿傚新加坡，以強積金供款買樓置業。新加坡政府強制要求僱員每月供出月薪的百分之廿五存入強積金戶口，香港則只需供出月薪的百分之五。以現時香港的通貨膨脹率及平均薪金水平來看，香港一眾市民根本沒可能同意將強制性供款的比率調整至新加坡的水平。更關鍵的問題是，港人置業之難在於樓價極高，即使每個月挪用整份薪金去供樓，都不足以應付現時的樓價，因此置業問題根本無法以強積金制度去解決。

更何況，新加坡政府的威權統治似乎開始受到國民的質疑，執政黨人民行動黨的最新得票率只有六成，遠遠不如李光耀執政時的九成。

李光耀終其一生都只為新加坡的利益盤算。新加坡在歐美及中國之間左右逢源，並配合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從而確立新加坡的戰略意義，穩住新加坡在國際間的地位。亞洲地區以內，同樣擁有先決條件去周旋於中國及歐美之間的，還有香港及臺灣。當香港及臺灣亦能夠發揮這些優勢，建立一定的國際地位時，反過來可能會削弱新加坡的國際地位及利益。李光耀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嗎？所以，香港的定位及發展方向根本不應由李光耀這位新加坡前任總理去定義。

迷信不僅局限了個人的思維，更促使主流意見要求所有人信從這個偏見，造成主流偏見及盲目跟從等弊端。現今的香港社會的主流將任何質疑不問理據就視之為異端，自己既不反思、更不質疑，亦要阻止其他人提出質疑；然而，只有透過不斷反省及質疑，個人及社會方能擺脫迷信。啟蒙時代的德意志哲學家康德就提倡「敢於求知」，但在現今的香港地有幾多人能夠做到？

迷信者不覺自身愚昧，卻要求他人跟自己一般愚昧，可謂「自愚愚人」。香港人被愚弄的日子，大概還要繼續過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