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是香港經濟開始起飛的時代，也是世界以至香港左翼的火紅年代，當中奇蹟地造就了到處遭遇不幸的托派思想（托洛茨基主義）根植香港。

當時出現的「革馬盟」，廣為大學生所擁戴，其中好些人物，例如梁國雄、岑建勳、施永青等，今日仍算是香港的頭面人物。然而，「革馬盟」同時遭受社會各左中右，以至於親英人士的排斥，故除了梁國雄外，其餘人等皆陸續離開。亦因如此，獨自在「不斷革命」的托派思想上努力的梁國雄，其不屈不撓的精神更令人欽佩。

可是，自從梁國雄有份創立社民連開始，他已改口稱自己為「社會民主主義者」，亦即從純粹托派主義，那種不信奉國家能達到共產主義的追隨者，演變為接受通過民主過程，逐步進行變革而建立起社會主義國家的人。以左翼崇尚理論的層面來說，他是一個修正主義者，而且他的革命思想，呈現的是一種退化而非進步。

事實上，踏入議會後的梁國雄，其言論及行徑亦愈趨保守。諸如今日仍然熱熾的「雨傘革命」，除了當初他要求大家不要輕言解散以外，往後一直走來，言行都離不開社運左膠的一貫軌跡。

最近，他在旺角演講時公然否定「只有群眾，沒有大會」的說法，更認為群眾不要大會，乃是逃避監察，對爭取民主無益，甚至會令革命運動走向分裂，踏上最終失敗的結局。

建立大會式的抗爭，香港已是嘗試了很多年，只是一路走來，結局都是離不開明年今日，大家再見的格局。以此為據，則說明所有經歷過大會領導的抗爭，沒有一次是稍見成績的。由此推論，最少香港缺乏管理大會的人才，而在未有證據說明現在此一問題已然解決的情況下，再來建立大會領導，便有理由推算，抗爭將會重蹈過往失敗的覆轍。

對於這樣簡單的道理，相信梁國雄不可能沒有作過考慮，但他仍然要沿用左膠失敗抗爭的路線，要不是受到黨內壓力令他非得如此不可，則不禁慨嘆一句；廉頗老矣，尚可飯否？但是，無論屬前者抑或後者，對於香港人爭取民主都是一種障礙。

梁國雄與其因此而留下污名，倒不如作個急流勇退的決定，退下革命火線，把權力還給民眾，讓彼此能維持一定程度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