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的計劃，獲得行政會議批准，但撥款手法、跑道成效、空域管理等問題，引起了社會極大的質疑。政府勢在必行，市民除了佔領機場之外，難道別無他法？我想起司法覆核。不過，此舉雖然可行，但打官司經費龐大，不是一般市民所能負擔。縱使可以申請法援、申請「預先訟費令」，市民一旦敗訴仍可免於支付政府的律師費，但己方律師費依然使人卻步。於是乎，我想起了公民黨。

公民黨人才濟濟，擁有強大的法律資源，積極以法律行動為民請命，不論為民為己，都有利無害。不過，雖然公民黨以堅持法治、捍衛公義等立場自居，但近年如雨革、光復等社會運動上，法律支援卻不大積極。雨革期間，有人衝擊立法會，陳淑莊公開贊同律師團拒絕幫助的決定。連黨員曾健超被七警毆打，公民黨的態度卻是出奇地軟弱。除此之外，在外國，不時亦有政黨提出訴訟，挑戰行政決定的合法性。公民黨儘管在公義、法治等大原則上站穩住腳，但於現實中作為一個政黨卻沒有具體的法律行動。貴為「大狀黨」的公民黨，有十足條件卻不敢打「法律戰」，面對政改、行政決策等問題，為何連影都不見呢？

原因一：擔心政黨形象受損

跟朋友談起公民黨，他立即提起2011年的外傭案。當時社會偏向反對給予外傭永久居留權，但公民黨提出了他們對基本法的解讀，認為外傭應該享有永久居留權。公民黨的取態是，這屬於法律問題，要依照法律原則、重視法理的態度來處理，不應由個人情感及偏好所左右。雖然後來法院的判決外傭敗訴，但公民黨的態度是正確而負責任的。

不過，當時由法援署委派、代表外傭的資深大律師，原來是公民黨的核心成員。政黨身份碰上政黨立場，引起各界人士評擊。當時的爭論，大有可能削弱了公民黨高調地與政府對簿公堂的動力。可是，政府現時施政日益敗壞，公民黨是時候走出陰影了。作為一個政黨，公民黨選擇案件時，可能會有基於形象、選票等因素，因而落入矛盾之中。不過， 若然公民黨有心貢獻香港，這則是必要承受的風險。

原因二：抗爭決心不足

對一個政黨來說，為了抗爭而放下形象的包袱，固然不易，但依然可行，因為只要符合香港的利益，市民也會理解。不過，公民黨不敢與政府打「法律戰」，卻有另一個更深層的原因：公民黨口說抗共，實際上卻依然存有泛民那種「不要跟中共對撼」的懦弱。湯家驊就不在話下了，梁家傑被質問是否支持港獨，他的「嚴正聲明」也露出了端倪。

目前香港最大的危機，不是沒有普選，而是喪失自主，無異於被大陸直接統治。很多時候，香港的利益和中國的利益未必一致。香港的利益所在，甚至乎會被故意破壞。此時此刻，市民便更需要有組織遁法律途徑保護香港，而該組織當然不能懼怕與強權硬碰。 「法政匯思」雖有此潛質，但缺乏資源；公民黨有此資源，卻不見決心。然而，退一步講，若然公民黨連基本的抗爭決心都沒有，以為安坐議會之內便能帶來改變，市民的支持也不會長久。

「法律戰」是公民黨的唯一出路

老實講，正如大部份的年輕人一樣，我對香港的政黨沒有甚麼信心。一方面是因為議會權力太小，根本不足以制衡獨裁政府；另一方面是因為政客們與民情脫節，叫市民「退場」、「和平」、「冷靜」等沒有建樹的廢話， 比起具體行動還要多 。相比之下，公民黨已是較為貼近民情、尊重民意的政黨（例如考慮本土政綱、加設離境稅抑壓水貨客的建議等等）。可是，現時港人對泛民的無能而感到不滿，不亞於對獨裁政府的憤怒，抗爭轉型乃是大勢所趨，沒有任何政黨可以置身度外。而公民黨則是最有條件轉型的政黨，也即是最有條件突破政壇困局的政黨。敢打「法律戰」的政黨，其付出的犧牲和承擔，市民是看得到的。

香港目前身處的狀況，是前所未見的水深火熱，政府權力不斷膨脹，市民權利則不斷萎縮。儘管公民黨某些黨員的言論令人失望，但憑其可貴的法律資源，公民黨仍然大有條件站在抗爭的最前線。若然公民黨真心想作具體、實際而有效的抗爭，同時爭取市民對他們的信心，「法律戰」才是該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