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特性是要在反抗政府之前支持法治 － 做了好市民之後才可以反抗政府；反抗政府要有支持法治的律師隊伍支援。法國人帶着小提琴上戰場（德國兵這樣譏笑法國兵），香港示威者帶着律師上戰場。

為甚麼會這樣？

在2019年的護法運動（「反送中」）和2014年的佔領中環運動期間，有學生甚至拿出高考成績表來給差人看，以證明自己不是暴民 － 他們是在取得「好學生」的資格之後，才去和平地抗暴的。

這一點不新穎。

清朝光緒二十一年（西元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就有「公車孝廉連署上書」，漢朝給予上京面試的學子免費乘坐公家馬車，故有功名的學子稱為「公車」 － 對比英國殖民地時代，教育司署發出學生證讓學生半價乘車（適用所有公共交通），漢朝更為尊敬學子啦！

護法運動期間，示威者被差人逮捕之後毒打，頭顱被差役以膝蓋用體重跪壓在地，口角流血的時候，同行的示威者不會推開差役去救命，反而問被捕的示威者叫甚麼名字；而被捕的示威者只要將告訴名字民眾以找律師，就可以含笑九泉。當然，撿好示威現場的垃圾，不要像藍絲阿伯阿嬸做完愛國遊行，去食海鮮餐之前將國旗亂丟在地，更是香港中產遊行示威的指定動作。

公立學校重視健康教育，那些就是公共衛生教育；皆因政府要關注奴隸的健康，否則不健康的奴隸偶然也會感染主人，尤其是異性的奴隸。防疫、公共衛生是做個好市民的「文化資本」，有了這些「文化資本」之後，就可以身光頸靚地反抗政府。

要解釋這種詭異的現代「秀才造反」的現象，要讀一點西洋社會學理論。不是很深奧的。法國思想家Pierre Bourdieu在1979年推出作品《區隔：品味判斷的社會批判》（La distinction :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英譯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當中提到中產掌握了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以此榮耀自己，並且取得社會上進的途徑。

此間， 中產必須與勞工階級區隔（distinct themselves from the working class） － 勞工階級所做的，中產必須避免。中產的喜好例如去進行某種體育鍛煉、旅行、飲食之類，一旦勞工階級追上來，中產就會改換場地，撇走勞工階級的亦步亦趨。

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一批親自從英美主子身上學習品味的老香港人移民加拿大之後，香港就是中產二代 － 即老中產的好孩子，離地中產、庸俗中產 － 盤踞品味的地方。這些「新中產」在社會搞社運，必須與粗粗魯魯的勞工階級區隔，故此要守法、檢垃圾、打不還手，而且在做顛覆性的社運之前，先要儲夠好市民的「積分」，當良好行為積分（social credits）夠了之後才來顛覆；否則就是邋邋遢遢勞工階級了。故此， 他們對於健康碼之類的社會信貸系統（social credit system）不會抗拒；他們只擔心能否得到高分。

香港中產在護法運動之中，犯了罪，因為他們用了一點武力去反抗，透支了social credit。現在遇到難得的、安全而又被「醫學演員」誇大了的武漢流感，便全體向政府賣乖，以補回良好行為的「積分」；否則好像屋邨老伯那樣無視武漢流感，就是勞工階級，不是中產了。

賺夠良好行為積分，將自己從勞工階級區隔開來之後才示威，這是香港庸俗中產投身社運的特性。這種「秀才造反」，只會鞏固港共的霸權而已。

中產講一句粗口「我好撚鍾意香港」，之後要派幾多口罩、勸告幾多阿伯戴口罩，才可儲夠因為講粗口而丟失的良好行為積分？

是故，護法運動之後來個武漢流感的誇張防疫，是政府計算好的「贖罪券售賣計劃」 － 香港中產飛身去搶購；政府不配給口罩，自己千方百計去買，政府還沒立法強制戴口罩，香港中產即刻發動「口罩文化大革命」，威逼勞工階級戴口罩。

2020年7月民主派辦立法會選舉的初選，結果是勞工階級style的老議員長毛（梁國雄）被放棄，代表青年新中產的一眾斯文大學生抗爭派崛起。

The portrait of the law-maker as a young bourgeois，「青年中產者的立法委員肖像」*。

*註：戲謔愛爾蘭小說家喬哀思James Joyce於1916年成書的自傳體小說《The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編按：本文刊載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90期。熱血時報印刷版訂閱連結：http://www.passiontimes.hk/4.0/regform.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