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香港大學幾年，第一次以學聯基本會員的身分發聲，其實，很多時也忘記了自己有這個身分，甚或，很多港大同學亦不知道自己有這個身分。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港大學生在入港大那一天起，已自動成為學聯基本會員，每年自動向學聯繳交會費，一切都全自動進行，不知不覺，「與生俱來」。「退聯公投」正正讓各位同學思考兩個基本問題：學聯是什麼？學聯基本會員有什麼權利？面對這兩個問題，相信大部份同學也不懂得回答，其實，筆者在退聯討論前也不懂回答，現在，作為學聯基本會員，倒是有些意見，可以給大家在投票前參考。

大部份同學其實在9.28後才認識學聯，也稱不上真正認識，依舊不了解學聯制度，大家對學聯的印象大概停留在那「學聯五子」身上。在佔領區大台上，看到「學聯五子」發言，道德光環在他們頭上盤旋，在當時，他們道德光環之大、權力之大，在學界上無出其右。但問題是，他們的權力是怎樣來的呢？按道理，他們的權力理應來自我們這些基本會員。可是，我們什麼時候，或以什麼形式賦予過他們權力？

翻查資料，「學聯五子」中，周永康是學聯秘書長，岑敖暉是學聯副秘書長，鍾耀華是秘書處常務秘書，梁麗幗跟羅冠聰就是港大、嶺大的民選學生會會長。學聯，顧名思義就是各大專院校的聯盟，由梁麗幗跟羅冠聰等民選學生會會長擔任主要發言人，理所當然，但何以另外三子不是由學生會會長擔任，反而由秘書處的人擔任？我想大部份學聯基本會員也不知道什麼是秘書處。根據學聯憲章，秘書處就是學聯最高行政機關，秘書長就是學聯行政首長，以比喻來說，秘書處就是香港政府，秘書長就是行政長官。既然秘書處權力那麼大，但我們這些基本會員有投票選過周永康、岑敖暉、鍾耀華嗎？沒有。在9.28前，相信大部份港大同學也不知道誰是岑敖暉、鍾耀華。

學聯秘書長權力極大，並非單單執行決策，更有決策權力，但竟然沒有正當的民選基礎，這不正如同為人詬病的香港行政長官？周永康當選秘書長那一屆，通過的票數為六十多票，竟然比689更低，一個追求民主的組織，竟然如斯，教人情何以堪？那六十多票來自什麼人？你沒有投票權，我沒有投票權，基本會員都沒有投票權，只有港大學聯代表團，及其他院校代表團才有投票權。今年港大學聯代表團就是梁麗幗加四名港大學聯代表，但那些港大學聯代表也不是民選出來的，而是評議會委任的，民意基礎極低，然後才由他們代表基本會員投票選出秘書長。那就是說，學聯秘書長等職位是透過間接選舉選出來的，由一班本來民意基礎極低的代表選出，背後的邏輯近似香港特首小圈子選舉 。若學聯承認秘書長等職位是具有民選正當性，那就是承認香港特首的民選正當性，這顯然跟大家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馳。

在佔領行動期間，有不少聲音指：「學聯不代表我。」固然，學聯不能代表全港市民，但在現時學聯制度底下，學聯連基本會員也代表不了。學聯基本會員理應有選秘書長等主要職位的權力，也應有問責學聯主要職位的權力；換言之，基本會員理應對學聯有選舉權、問責權。現時，基本會員連這些基本的權利也沒有，卻要不知不覺做會員、交會費這麼多年。學聯必須改革現時制度，普選秘書處主要職位，增加民主成份，這樣才令學聯不致於脫離基本會員，擺脫社會小圈子模式，而且增加了學聯的民選正當性，有利日後大型社運。

經過幾星期的辯論，我不盡同意退聯關注組的觀點，不能苟同退聯後港大學生會能與學聯、學民思潮頡頏。可是，我更不同意學聯的看法。當周永康說，學聯內部改革可以解決一切問題，指大可以普選秘書處職位等等，我對此是抱有懷疑的。我並非懷疑周永康是否有心改革，也相信他有心改革，但問題是「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一個組織裡面，永遠存在保守勢力、既得利益者，改革是不會自動進行的，觀乎中西歷史，改革往往由外部壓力推動下才會進行，並不是周永康說改革就可改革，況且他快將卸任，根本不能承諾什麼。

其實，沒有「退聯公投」，大家也不會搞清楚學聯的事，這個組織腐敗的制度依舊；沒有「退聯公投」，基本會員根本連對學聯表達不滿、問責的機會也沒有。必須認清一點，「退聯公投」就是對學聯內部改革施壓，壓力多少，來自支持退聯的票數，若票數太少，不相信學聯有動力改革。大家亦不用擔心退聯後，港大學生會不能返回學聯，根據學聯憲章，港大學生會絕對可以申請重返學聯。現在是改革的年代，我們要改革香港，先要改革學聯，學聯千瘡百孔的制度，積病太久，唯有一場退聯大手術才可起死回生。現在充滿對退聯的惡意攻擊，那都是中共式的低劣手法，身為港大學生，我們在此時此刻，須運用自己的良知及理性判斷，投下一票，自決港大學生會的未來、學聯的未來、香港的未來！

（作者為學聯基本會員兼香港大學三年級生，《學苑》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