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的港中大戰，看到香港人對自己球隊的支持實在令人激動。當日小妹和朋友在場外看直播時，見證着不分年紀和背景的香港人一同高喊口號拍手叫好，為港隊每一次的進攻和防守而同喜同悲。

然而大戰過後，從「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橫額，到觀眾大叫「We are Hong Kong」甚或由噓國歌來抒發對中国的不滿，都毫不意外地引來了一片「不要把運動政治化」、「讓體育歸體育」的聲音。到底，體育運動，是否可以從政治因素中分隔開來？

在談論「運動/體育去政治化」之前，必須問一句：所謂的運動比賽，所代表的是什麼？

11月17日所舉行的是一場足球比賽。所謂「比賽」，固然就是要公平較量以分出勝負。要是賽果早已內定，那不就是「打假波」嗎？而當需要分出勝負時，兩隊自然就是處於對立的層面。而所謂的「身份認同」，其實往往就是需要透過區分我者和他者來建立的。

實際上，體育運動長久而來就和民族主義或是國家認同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英國社會學家尼古拉斯（Nicholas Abercrombie）在論述電視和意識形態中曾指出，「體育表演不僅創造出民族的團結性，而且這種團結按某個方向凝聚。事實上，所謂民族／國家的概念是圍繞着其自身的體育代表而建構起來的。」

且讓我們翻查一下香港足球的歷史：1886年創立的香港足球會，1910年成立香港第一個華人足球會 – 南華，正是由於當時大清積弱，華人受制於洋人，而激起了當時的華人產生了一種同仇敵愾「要在運動場上打倒洋人，爭回一口氣」的感覺。

1918年開始，南華參加甲組聯賽，並於19230-24年的球季取得聯賽冠軍，而往之後的洋人和華人的對陣皆是輸多贏少，華人自身的優越感（或是所謂的民族認同感／民族主義）從中建立起來。

另外，由於在大型賽事中往往會有大批的民眾聚集，因此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情緒、價值觀、政治宗教立場等等都很容易在成千上萬聚集的人群中散播開去。民眾熱情地揮手、叫口號，是為了對球隊表示支持及激勵球員，營造所謂的「社群感」。

而眾多的運動中，又以足球最能刺激球迷的情緒 - 西方就不時出現所謂的「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ism）現象：1985年利物浦對戰祖雲達斯，觸發球迷騷亂導致39人死亡，被稱為「布魯塞爾希素球場慘劇」；或是1985年世界盃外圍賽，香港隊在北京撃敗中国，觸發球迷騷亂的事件，至今仍被中国傳媒及網民視為中国隊的恥辱。

由此可證運動是最容易令民眾產生「榮辱與共」的民族情感，激發他們在政治、社會和文化上國家認同的重要媒介之一。正如2004年台灣獲得奧運會跆拳道金牌的那一刻，又或是王建民在美國大聯盟比賽時的表現，這些都很容易激發人們的民族優越感和對國家的認同感。數以百萬計的人民，可能就是因此而編織出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

同時，體育運動也是政府凝聚民眾對國家認同的一個手段。我們可以看見政客透過出席觀賞體育運動來爭取提高支持度，當權者及個別官員拿體育盛事或是運動員的佳績來為政府臉上貼金，大型運動更是成為了國族身份認同的催化劑 - 政府往往希望以體育為平台展示國家形象，激發民眾的愛國情懷。諸如中国和南韓近幾年來成功運用體育賽事和體育項目來宣傳國威。1964年的東京奧運、1988年的漢城奧運，以至於最近期2008的北京奧運，都是透過大型體育項目建立民族自信的例子。

不但如此，歷史也有不少政治人物利用體育賽事來達成政治目的，例子有希特拉和墨索里尼透過體育宣傳極右思想、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長期在魯營球場出現。當然少不了大家都耳熟能詳的「乒乓外交」：

1971年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兵乓球錦標賽在中斷了兩屆後，中国隊在名古屋世界兵乓球錦標賽上回歸。比賽期間美國選手科恩誤上中国隊所乘的巴士，中国選手莊則棟主動上前和他握手寒暄，這一幕被在場記者報導後成為全球要聞。

幾天後，在名古屋的美國乒乓球隊員獲得中共邀請，從日本轉道香港訪問北京、上海、廣州。這是自1949年以來，首批美國人訪問中国。由於當時美國跟中共還處在冷戰時期，這次事件轟動了國際輿論，被媒體稱為「乒乓外交」，也促成了前美國總統尼克遜1972年訪問大陸以及中美兩國於1979年建交。

要是我們翻查歷史，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日本政府引入西方學校的教育制度及各種日式和西式的體育運動，此舉表面上看來是日本殖民政府的一項德政，但是事實上仍有着鞏固日本殖民統治、「凝聚國家認同」的手段。

在台灣被日本統治的中期，各種的球類活動陸續被傳入，亦在課外的時間舉行各種的運動競賽，可謂不遺餘力地將運動推展到台灣學校和社會各階層。當時，日本把運動會列為每年學校的重要工作，經由在運動會中升日本旗、唱日本國歌、演奏軍樂、統一的運動服、整齊的步操、開閉幕儀式等等的儀式，傳遞被統治者對國家各種象徵物的尊敬、服從和忠誠。

另外，日本殖民政府也將日本的傳統運動柔道、劍道、相撲等引入體育運動，以培養台灣學生對日本民族精神的認同，並透過運動舒緩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的緊張關係。

至於訪間「運動比賽不應該成為表達政治不滿的地方」，又或是「在運動場上表達不滿有作用嗎」的這些說話，讓我回想起2008年北京奧運，中国在傳遞聖火的過程中遭到了大型的抗議活動，當時中共當局發表的講話，也是指出「制裁奧運沒有作用」、「奧運會不應成為抗議的平台」等等類似的論調。

然而，就連主張「以國家間健康的競爭來促進句世界和平」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此綱領本身就極具政治意義。當運動員穿上所代表一隊的運動服，「個人身份」就已經不復存在，因為他們是以「國家」的名義站在比賽的場地上。而在開閉幕的儀式上升旗、播國歌，此舉本來就已經觸及到各國之間的理念和利率的衝突。

1936年白人體動員 Luz Long 幫助競爭者黑人運動員 Jesse Owens 取得跳遠金牌被視為奧運精神的典範，1968年黑人運動會在領獎台上抗議姿態的敬禮等等，都是運動員透過奧運表逹政治取向的例子。

至於「制裁有沒有作用」一說，也許可以參考一下足球運動在南非取消隔離制度上的角色。

簡單而言，由於南非自20世紀30-40年代起實施種族隔離制度，國際足協（FIFA）和國際上其他主要運動賽事均明令禁止南非參加，以致於南非在國際上備受關注。1977年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南非白人把缺乏國際運動列為種族隔離制度最嚴重的三項不利影響之一。

到了50年代中期，南非黑人利用媒體來質疑南非體育運動的「種族主義化」；反種族主義力量開始指出體育運動是白人民族精神的「軟肋」。約翰內斯堡《Drum》雜誌社的黑人記者首度報導了這一點，並在1955年發表了一份大膽的特刊，質問：「為什麼我們黑人就不能加入南非隊？」此後的一段長時間，南非的國際關係仍然緊張。

80年代起，非洲民族大會（ANC）和國民黨開始了終止種族隔離制度的談判。各足協也開始商議組成一個單一的、不分種族的組織。而統一的進程在80年代後期不斷加快，最終於1991年12月合併成為南非足協。而FIFA亦在1992年7月3日歡迎南非回歸國際足壇。

體育運動是南非民眾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球隊聯合抵制南非參賽，對南非白人所帶來的影響，也許比貿易禁令還要大。而南非的球隊重新受到國際社區的接納後，體育運動成了南非各種族重新團結統一的主要紐帶。南非主辦並贏得1995年世界盃橄欖球賽時，曼德拉對原來由白人支配的橄欖球隊表示公開的支持，這對修復種族間的破裂和矛盾很有幫助。

由於可見，即使有人只是「單純想參與或觀賞一場運動比賽」，但體育運動早就被當權者視為統治和凝聚國家認同的一個手段，這正正是「我不想碰政治但政治無處不在」的一個例子。試問，又如何能把體育運動從政治中分隔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