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進入後雨傘時代，抗爭運動仍未完結，蓋棺定論言之尚早。姑勿論人大會否改變8.31決定，但抗爭之路肯定很長，這種「長」是極之痛苦的：不僅與中共對抗，更在於現實主義者的冷嘲熱諷，直至香港推行民主。選舉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知道雨傘革命打動了多少人心，抑或流失了多少「和理非非」的選民。筆者對2016年立法會選舉泛民和「進步民主派」的選情不甚樂觀，尤其是當你見到更多人為所謂的「食飯」而放棄民主，你便知道所謂的底線原來是毫無底線，並非「退無可退」。

我們都活在「扮自由」的社會，特首候選人辯論時說「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是香港的核心價值，但特首的選民基礎卻來自不足2%的人口；民主？立法會有一半議員是直選的、一半卻是功能組別；言論自由？我們有蘋果日報、明報、信報，但我們有「劉進圖事件」；法治？我們有司法獨立，但我們目睹人大釋法、梁愛詩的「胡仙案」……說穿了，香港一直在「扮自由」。不要自誇自己的家很自由，由投擲催淚彈那刻開始，大家明白一切都是假的，似乎有的「自由」不過是自欺。事實上，我們一直活在威權社會。當有80萬人參加公投要求真普選，便有所謂150萬人的「保普選反佔中」簽名運動，可以見到中共鼓動所謂「沉默大多數」鬥跨鬥臭香港民主力量。佔領行動以來，又有中大、港大民調一直評估有多少人支持「佔中」和支持「袋往先」，當大眾開始對佔領行動厭倦時，調查學者又說運動發起人需注意民意逆轉的警號。當爭取民主的人要理解「反民主」人士的意見時，想起來也很荒謬。當一些無知的反佔領人士指摘「佔中」是少數人騎劫大部份人，是不民主，他們不知道這個觀點正好為極權維護，但反對民主的人竟然以「民主」批評為他們爭取民主的人，這是何其荒謬。

在「扮民主」的香港，抗爭要考慮民意，有時我寧願香港沒有選舉，佔領運動不再是泛民的包袱，那大家便不用顧慮選票，一鼓作起地抗爭。試想：中國大陸的示威比香港的暴力千萬倍，不講西藏新疆，河南有人因投資受騙而堵路、海南示威者追打警察，他們講不講民意？佔領馬路前一年有沒有Deliberation Day？香港不會有這種類型的示威，因為發動者要考慮形象、講民意。

在長達七十九日的雨傘革命中，歪理處處。很多香港人不知道六十年代參與黑人民權運動的人是「少數」，曼德拉也是反抗南非種族隔離暴政的「少數」。晚清「革命黨」孫中山能代表全國四萬萬人的大部份意見嗎？（在封建思想紥根多年的國度，人的思想依然保守。）歷史上帶來變革的人往往是少數，推動變革的方式都是不民主的、甚至很暴力，但沒有這少數人奮起反抗，我們今日可能仍留長辮、男權主義當道、種族主義盛行。說實話，大家要分清「手段」和「目標」，雨傘革命參與者的確是少數，像我寫幾篇文章是不能爭取民主的，向共產黨爭取民主便一定要犧牲更多，甚至要用獨斷、暴力的手段，但它帶來的目標──世代覺醒、真普選等等卻是惠及香港下一代。我確信：用不民主的手段爭取民主，總比以看似民主的手段反對民主好。

外國勢力是壞東西？

中共很多年前已經標籤泛民等為「外國勢力」，是次雨傘革命中民主力量再被妖魔化，然後用文革式敵我矛盾的手法對付雨傘革命，這些都是慣用的中共伎倆。中共恐懼顏色革命、嚴防外國勢力，因為中共本身便是透過外國勢力奪權，利用共產國際的幫助，實踐德國猶太人的政經理論。正當中共被國民黨打得落花流水，日本侵華為中共提供喘息的機會，中共在抗戰之初對八路軍提出「七分發展（共產黨），二分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1946年日本社會黨訪華，對侵華戰爭道歉，毛澤東表示日方無需道歉之餘，甚至深表感謝，因為他深明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共不可能在八年間成為兵馬百萬的「國中之國」，打倒國民黨。晚清時期，孫中山革命起義，四出海外籌募經費，也是招攬外國勢力；他引入的西方種族、性別平等的思想、共和制，是外國的東西；晚清的「皇族內閣」所參考的君主立憲制，乃至中國歷史上新設的外務部，都是外國經驗。

其實，香港很多人都深信中共無理的指控，實在悲哀！作家李怡曾言：「一個奴隸思想紮根的社會，人們認為奴隸、奴才必定有一個主人。若你不服從這個主人，便是在外面有另一個主人。」

法治？

不多講了，若法治等於守法，全世界法治最高效的國家應該是北韓。

香港的悲哀就是充滿歪理。

（本文原載於《學苑》二零一五年一月號，蒙《學苑》答允轉載，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