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回想起二十出頭的年少時代，總會發現一些嚴重的誤判。要承認這些錯誤很難，正如很多年少時被中共統戰語言僞術愚弄，誤信「民主回歸」而爭取英國人放棄香港的戀中才俊，至今仍不肯承認自己被騙和浪費了青春，並成為將香港拖入現在這個半生不死中陰身狀態的幫兇。我在大學時代犯過的最嚴重錯誤，就是寫了洋洋幾萬字的文章，批判周蕾在《書寫離散》和其他著作中提出的「香港夾縫論」。

1993 年， 香港長大的美國文化研究學者周蕾（Rey Chow） 出版了《書寫離散》（Writing Diaspor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一書，另外在1992 年發表〈殖民者與殖民者之間：九十年代香港的後殖民自創〉一文（中文版刊於《今天》1995 年第一期，牛津），探討香港作為一個離散身份的矛盾與前景。她認為香港身處西方和中國的雙重殖民之下，在兩個殖民者的夾縫間，發展出一個異質多元的自由文化。她表示，香港要追尋的，是一個世界城市和自由社會的尊嚴和自主，拒絕中國的和西方的中心主義，也負起尋找更公義、生態上更可持續社會的責任。

周認為，香港人的身份，絕對不能建立在對中國的鄉愁之上，因為這種鄉愁只能為我們帶來永恒的缺陷和自我否定：這種追尋注定胎死腹中。香港對中國的追尋，只會是徒勞的：香港越努力去嘗試，就越顯出本身「中國特性」的缺乏，亦越偏離中國民族的常規。這段歷史緊隨著香港，像一道揮之不去的咒語，令香港無法擺脫 「自卑感」（〈殖民與殖民者之間〉）。

周又在《書寫離散》一書的序言中，鞭撻西方所謂進步學者的中國幻想。他們往往將中共治下的中國美化成平等的理想社會，視殖民地香港為這個理想國的一個污點。這種西方的東方主義投射，加上中國的中原中心主義，令香港文化身份雙重邊緣化。

周在1990 年代初將中國與英國／西方並置，看成同是殖民者，也批判西方左翼對中國的荒謬幻想，並主張建立香港主體身份，在今天看來，可說是厲害的先見之明。她的香港夾縫論在香港主權移交前夕的那幾年，得到也斯等香港文化愛護者的追捧。

1995 年我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化研究計劃，讀了大批披著進步顛覆外衣，但內裏暗含陳映真式炎黃種族主義的台灣後現代左統著作。當時香港的主流媒體對所謂的香港經驗十分亢奮，資本家紛紛北上，自以為可以將中國香港化、帶領中國走全面資本主義之路，表現出一種很庸俗噁心的大香港主義傲慢。在這樣的理論背景與社會氛圍下，我一讀周蕾便無名火起，將她肯定和保衛香港多元文化的主張，與這種大香港主義混為一談，於是寫了〈初探北進殖民主義：從梁鳳儀現象看香港夾縫論〉一文（陳清僑篇《文化想象與意識形態》1997 年，牛津）。我批判香港夾縫論乃是香港資本家北進殖民主義的共犯。

當時我判斷這兩種論述是共犯，源自一種將一切還原成經濟關係的馬克思主義偏見，看不到政治與意識形態力量的獨立性。近代以來的中國民族主義，一直都有重建中原帝國，馴服邊地鄰國為奴的欲望。中共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即使在經濟實力不振時，也有這種強烈的帝國欲望。夾縫論就是對這種欲望的抵抗。但同時在1990 年代初蘇聯剛倒臺和中共十份孤立的時空中，中共急於將中國經濟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新自由主義體系以保政權。英治香港的Anglo-Saxon 式經濟體系、香港的金融地產資本，和香港的出口代工血汗工場，也就成了中國資本主義化的嚮導。中共的政策和論說，於是出現了崇拜香港資本主義的取態。這個取態，催生了香港中上階層幻想北進殖民中國的大香港主義。

簡言之，香港夾縫論源自對中原民族主義政治的反抗，北進論則在中國急著借香港之力推動全球化的經濟需要下形成。兩者表面相似，卻有不同的根源與指向。

今天中國的資本主義，早已完成了與世界接合的階段。中國的黨國資本，羽翼已豐，已有足夠實力對港資過橋抽板、清洗打壓。1990 年代香港資本北上征服中國的幻想，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之後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隨後而來的，是中國黨國資本主義與大中原民族主義合體共振，增強而成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都十分齊一地體現帝國主義氣焰的天朝體制。

在今日的帝國鐵蹄之下，如你仍停留在批判大香港主義、香港的（西方）殖民性和香港對中國的北進殖民，那麽你不是無的放失，便是在為中帝開路。在這個情勢下重讀周蕾的香港夾縫論，也就特別有意義。對於當年自己對這個論述的攻擊，我只能承認：我誤判、我愧疚。

（原文刊於第三十六期《熱血時報》，於2015年11月16日免費派發。請支持文化抗共，訂閱《熱血時報》：http://www.passiontimes.hk/?view=regform）

（圖片來源："Erdbebenspalten beim Mývatn in Nordisland"@Chmee2 | CC BY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