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貌乃雙向而非單純由下而上的。待人以禮有的前提是名正言順；689梁匪振英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無認受性，卻濫用特首之職權，黨同伐異、用人唯親，令香港社會禮崩樂壞，實為竊國之共匪，名不正言不順，故無須與他談禮貌，當直接問候其老母。然而，有些人以為自己位高權重，卻未能以德服眾，自然被他人認為名不正言不順，因而遭人問候老母。

黃洋達云：「安逸靜好，屌佢老母。」然而，何為安逸靜好？經常記著說，要慢慢的動怒，意思就是要冷靜處理。斥責他人，必然有怒氣，然而絕不可以單純出於怒氣，而是必須有道理，而且要在適當的場合裡表達。

舉個例子，一個年青人去見工，負責面試的僱主竟然遲到半個鐘，該僱主就是對見工者無禮；他去見工，沒有做錯甚麼，無須承受如此侮辱。但見工者侮辱該僱主的其他員工為「奴性重」，亦是無禮，因為做錯的明明只是僱主而非其他員工。

然而，華人社會的階級觀念卻很重，每當出現年青人斥責年老人，下屬斥責上司，或者人民斥責政府，皆會被很多不分是非的愚民認為是「以下犯上」，是不禮貌的；反之，老年人苛責年青人，上司錯怪下屬，或者政府壓迫人民，卻被認為合情合理，並非無禮。此實為大誤。

荀子說過一個這樣的故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魯公三對問，孔子三不答。孔子走了以後，他問其學生子貢，知否自己為何不答魯哀公，子貢以為「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這是理所當然的，故然無話可說。孔子卻批評子貢沒有見識，並回答說：

「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毀。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荀子》＜子道＞）

「爭臣」就是不昔爭吵而直言進諫的大臣。「審其所以從之」，即先審慎思考是非對錯，才決定是否遵從上級之命令，而非盲從。

即使在階級森嚴的華夏，亦有「審其所以從之」之傳統；更何況當今香港已經是一個平等的社會，我等就更不應以年紀、地位、經驗等為理由劃分階級。在民主社會，議員與官員乃平等的，議員罵官員怎會是以下犯上？至於在教會、社運組織、政黨等團體，大部分參與者更是義務的，更加沒有階級可言。雖然團隊當中必然有所謂的「領袖」，但既然整個團體大部分成員都是義務的，你就不能把彼等當成是自己的員工看待。你只能利用關係而非金錢或公權力去建立自己的領袖地位。當其他成員因為不滿你的言行或做事方式而怒斥之時，正確之處理方法，絕非在大庭廣眾下公開恐嚇、質問批評者，而是要先自我檢討，等大家冷靜後再開會商議問題。

我不是說大家都可以隨便斥責他人。斥責是否合宜，視乎道理與場合。一個沒有公權力的小孩逃學以段對父母撒謊，在道理上當然要斥責，然而父母卻不應在街上大聲斥責他，因為場合不當。他逃學和撒謊，與公眾無關，無須受到公開的斥責。然而，689既然是一個有公權力的官員，在公開場合就其施政失當以及人格問題公開斥責，就是合宜。

當然，聖保羅說過，「有罪當衆前謫之、使衆知警、」（聖提摩太前書5:20）然而，「公開斥責」是有前提的：第一，對方知錯不改，私下勸告後依然無效；第二，對方所犯的錯具有公共性，嚴重影響他人甚至整個團隊。然而，斥責並非癲佬式的瘋狂謾罵。因為聖保羅亦說過，「若以譜系律法爭競、乃愚者之論、皆虛妄、足以損人、務必棄之、從異端者、旣再三警惕矣、不聽、擯之可也、知若人背道獲罪、自覺其非而爲之。」有令人喜愛持續的謾罵，並非出於道理，只是由於自己喜愛批鬥他人，喜歡泥漿摔角，喜歡發洩。面對不聽責難的人，聖保羅的處理方式非常簡單，就是「擯之可也」，把他棄絕，不要讓他再留在團隊當中；這種人既是「自覺其非而為之」，與他再多講道理也是浪費時間。

禮貌並非至高無上的準則。名不正，言不順之人受到責難，絕非無禮；斥責他人之不對，不應出於私怨或情緒宣洩，而當出於道理。鬧人有無禮貌，不在乎有無講粗口，不在乎有無鬧老母，乃在乎是否適當，鬧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