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見一班所謂文化人評徐克版《智取威虎山》，為他們喜歡的導演與作品辯護，說「電影還電影」那些影評人還算有點常理，但偏偏有一班左膠，硬要說徐老「做臥底」，「有弦外之音」，將「紅色電影文本正言若反」云云，未免自視過高，亂拋書包，無知扮學者，貽笑大方事小，毒害莘莘學子事大。

其中，一名身型肥大的所謂文人，竟然拋出電影結尾「有架飛機的打鬥場面」等同廣東話「打飛機」，徐克批判中共云云，令筆者為之震撼︰拋出如此無道理，無邏輯的所謂解讀者，居然大言不愧地說自己在高等學府「教」過電影課？是當今大學經營者癡孖筋，還是呃飯食者能力驚人，真的不得而知。

要了解肥文人何解作出如此癡線的「解讀」，就要從他們何解學藝未精開始。首先，香港一般人文學科學位課程中，首先會教一堂「符號學」（Semiotics），一套由瑞士語言學家（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的理論。簡單說，他將包括語言在內的所有「符號」分拆成兩個部分︰意符（Signifier）、意指（Signified），兩者二合為一方成為符號（Sign）。簡單說，你見黃色的M字（意符），想起麥當勞（意指）。於是，黃色的M字變成麥當勞的標誌（符號）。

符號學的意義，在於提出否定符號本身的一體化，言語可以被抽空，外在與其本意可以割裂，載體本身可被閱讀成第二個意思。載體之所以有第二個意思，可由多個因素所引致，包括人類的歷史、作者本身的閱歷、符號在文本上的位置、文本出現的歷史時空等等。

於是，左膠文人便全數應用符號學解讀世事萬物，由文學到電影，由歷史到社會等，不理三七二十一拆件再重組，試圖以自己的角度詮釋世界。

問題是，符號學是否適用於分析世事萬物呢？當然不是。

首先，符號學是種「馬後砲」論述，是出於研究者本身的思考與分析。例如，研究者分析電影主角本身的背景、行為、反應，從而串連他與文本所在的社會發展的狀況，但他忽略了作者的主觀意願，即作者本身存在另一套思考模式。記得在大學時代讀過一些學者分析周星馳作品與中世紀嘉年華文化的關係，笑點與上古歐洲賣弄身體折磨逗笑的關係，讀得頭昏腦漲之際，翻開電影雜誌一讀，即知全為廢話，因為所謂的分析，解拆出來的「意義」，完全忽視電影人臨場度gag的習慣。而笑點之所以為笑點的原因簡單不過，在於期望與現實的落差，與甚麼歐洲學說完全無關。

的確，符號學可作為輔助研究文本的理論，但愈接觸文本，愈從製作技術層面思考，自會發覺符號學不過是一堆離地理論，不獨忽略作者思考，亦無視文本創作的技術與限制。遇有不學無術者，「解讀」之說更可謂天馬行空，情同在文本之上再僭建自己的另一套版本。讀者當記者的短短三年，就曾拿過符號學解讀與一些導演訪問，結果當然碰得一面灰，因為所謂的「符號」，與作者的創作過程本身可以是兩碼子的事。因為，他們根本不在意「符號學」，亦未思考過這些問題（除非創作時已意有所指）。

說回《智取威虎山》本身，的確可是徐克近年最出色的作品，將昔日的紅色樣板文本，以現代特務片手法，荷里活式娛樂動作重新包裝成緊張萬分的變樂大片。不過，文本的變動不大，只在於敘事變成海外歸來的小生重新閱讀歷史，加插徐克幻想的另一個結局可能，並加插203部隊及楊子榮的靈魂與主角一家食團年飯等等。不能否認，電影拍得非常出色，楊子榮智能山賊國軍，203部隊以寡敨眾，憑三數十人戰勝千多人的大場面賞心悅目，張涵予力壓千軍的精湛演技甚為可觀……

但客的現實是，徐克將不應提的紅色文學重新包裝成另一部紅色作品，大力歌頌共產黨。

即使他有多愛《智取威虎山》都好，樣板戲就是樣板戲，這一點根本無法改變。香港文人說甚麼正言若反，根本笑大人個口，是忽略電影兩個多小時的內容，一廂情願地以最後幾分鐘「精神自瀆」，說甚麼「智取紅色文學」，有弘外之音，正言若反等等。好心，所謂的「打飛機結局」，從另一種角度看待，根本可能是導演的「簽注」，是重拍經典常用的手法。換言之，即在原來的文本稍作修改，以個人幻想將自己創作版本分辨出來，與甚麼正言若反一點關係也沒有。

正當一些老練文人擔心中共用娛樂包裝樣板戲，宣揚毛澤東思想，擁護文革意識批判自由世界的時候，一班不學無術的文人竟然親自說項……香港文化界，與其說淪落至此，不如說蠢人太多，連分別是非的基本能力也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