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跟一個教中國文化的中學老師（她到了差不多退休的年紀）討論過問題。我問：「現時有香港教師主張，要教授多一點香港歷史。你怎樣看？」

她說：「香港作為中國人的事實，是不可改變的。因此，教授香港歷史是應該，但不應該脫離『香港人作為中國人』這一個事實。」

其實，也不能怪這一種想法；傳統香港上一輩的人，都接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大一統歷史觀，認為香港在歷史上，是中央政權的一顆螺絲，並隱隱覺得復興中原政權，正是香港人的歷史任務。但所謂的「大中華史觀」，其實與香港一貫的歷史脈絡南轅北轍。無論是香港的開埠價值，以及香港的社會結構、經濟產業結構的形成；都無法以這一種「大中華史觀」解釋。

傳統「中原中心」文化是與香港的「海商文化」互相違背。香港的開埠，招引華商、買辦；容許華夷合作、鼓勵商賈航海、獎勵創意、不畏遠途；本來就是傳統中國政權所否定的價值。「中原文化」排斥航海，因為航海破壞農業的宗法結構，而商人勢力過大則威脅中央管治，所以歷代才有多次的海禁。明清時期的中原政策，令到香港氏族離鄉別井，遷往廣東其他地區，數十年不得回家。這種使到邊陲地區的民眾流離失所的政策，就是文化衝突的表徵。

廣州、泉州、福州、廈門；甚至是台南，在歷史上都有海上貿易。而泉州的商舶文化，甚至先於廣州，早在宋朝已經始見繁榮。而廣州的繁榮，源自地理優勢，船隻從珠江往上游，即可連接富庶的嶺南各地，以及中轉至其他內陸市場。因此，見慣來自阿拉伯和西方的事物，嶺南人的性格尚變通，自然更加接受新事物。

殖民地時代，英國之所以能夠有效管治香港，實與嶺南這種「尚變通」的海商文化有關，兩者水到渠成、互相輝映。香港之繁榮，恰好就是當香港脫離「中原中心」思維的管治之時。也就是說，香港的繁榮，完全跟「大中華」思想無關，「中原中心」的角度，反而一直限制了香港「海商文化」的發展，甚至連原本的香港居民流離失所。

歷史角度上，珠三角地區最受人所歧視的，並不是英國人；而是帶有傲慢的中原中心思想的北方人。廣東極為富裕，讀書的人多；但歷史之中，科甲的比例是偏低的。太平天國後，慈禧更是禁止廣東人參與科舉。而歷代中廣東人為翰林的更少，做大官的更是稀有，當宰相的幾可絕無僅有。

而香港作為東南亞海商文化的中心，在香港在十八世紀及後，即為東南亞輸出華夏文化，而作出樞紐作用。這裡所說的「東南亞」，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汶萊等地，香港對當地文化的交流，與及經過香港輸出人口，對當地的影響，遠超現今香港人所想像。如建設馬来西亞的鄭景貴、葉亞來，都是嶺南人，經常出入香港。菲律賓國父黎剎醫生，亦曾在香港執業當眼科醫生。

但沒有了記憶，就沒有了身份。洗去了歷史的一部分，就喪失了自身價值的全部。香港人要自強，首先就要導正自己的記憶，自己的歷史觀。香港的繁榮，本來就是自「服務中央」的思想中解放出來。可恨的是，很多香港人仍然還活在「大中華歷史觀」的宿醉中。我們要建立香港的歷史觀，要從歷史的宿醉中醒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