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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講法,只是從血緣、地緣、又或是法律身分的角度,去說明「香港人」身分問題。但這種種討論,是未能理解或正視「香港人」這個本土身分問題。由D&G 事件開始,已經愈來愈多香港人認為他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這裏所講的「香港人」,是一種「意識」、一種身分的認同、是帶有價值的肯定、而且引申「行動」的抉擇。純粹用血緣、地緣、或法理角度去界定,只能是客觀事實的陳述,無法說明「香港人」的身分認同,與捍衛本土行動的關係。
自我理解與實踐
若要深入了解上述的身分的建構過程,可以從社會理論中的詮釋學作說明。詮釋學指出,我們一出生,就無可選擇地被拋進一個傳統裏。傳統,簡單來說包括了語言、文化、價值等等。傳統建構了一個人對自我的理解。這個對自我的理解,包括了自我與其他人,與其他事物之間關係的理解,而理解包含了價值的抉擇,抉擇則帶出了行動。而行動的本身,是鞏固一個人的身分的認同。這正正是詮釋學常說的自我理解與實踐的關係。
對一個人在傳統下成長,繼而建構出來的自我理解,希臘公元前五世紀前一個著名悲劇,依狄帕斯王,有深刻描繪與解釋。依狄帕斯被預言弒父娶母,生父欲殺之而除後患,但最終被丟棄荒野,後得歌林多城邦國王收養,並視如己出。依狄帕斯長大成為歌林多王子,因為他的智慧與武力均是眾人之上,遂被選為第一公民。後因得悉弒父娶母的詛咒,為了逃避命運,雖然未有查證歌林多國王並非其生父,已決定獨自出走。可是在三岔路上,卻遇上他的親生父親與隨從。生父見他在路中阻礙著他的車隊前進,於是用鞭抽打他,要把他趕在一旁。依狄帕斯不甘受辱,於是將他的生父及一行隨從殺死。結果,第一個詛咒應驗了。
希臘悲劇,被西方社會理論家認為是剖析社會與個人自我關係的話劇。這個悲劇在三岔路上的一幕,闡述了人似乎是可以有多過一個的選擇。例如,依狄帕斯是可以選擇避開生父的攻擊而讓路的。但是依狄帕斯弒父事件,似乎又是來得理所當然。依狄帕斯雖然已經離開歌林多,放棄了王子的身分,但宮廷成長的王子及作為第一公民的依狄帕斯,他的性格並沒有因為放下了一個外在的客觀身分而有所改變。王子的尊貴而傲慢,以及第一公民勇武的性格,讓他選擇了向生父還擊。向生父的還擊,進一步鞏固了王子的尊嚴、及第一公民的勇武的身分。如果依狄帕斯不是王子,只是一個乞丐,被抽打後,很明顯是會選擇讓路。乞丐這樣的選擇,當然也是鞏固了乞丐對自己卑微的身分的理解。
從這個悲劇中可以看到,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傳統,自己成長歷史,自己的性格,自己行為的抉擇,進而是自己的身分。但這個身分不一定是指一個個人身分。身分是可以來自一個家庭,一個團體,又或者是一個族羣。分別只是族群的傳統肯定是較團體或家庭更具函蓋性。例如,一個族群內的不同團體有不同的傳統,建構出不同團體成員的性格、身分;但相對整個族群而言,他們都具有共通的族群建構的性格與身分。舉例,大家不會否認,不同的大陸人有個別不同的性格、身分;但他們皆可以有共通的地方,例如,辦事喜歡「走後門」,「拉關係」等等。
香港人與大陸人有不同的生活實踐
很多人都說,香港人與大陸人,都是中國人,都是來自大中華傳統。但是,香港人在很多事情上的行為表現,其實是與大陸人有顯著的分別。用詮釋學的語言來說,兩者在不同的傳統中生活,進而建構出不同的性格與身分。香港人除了學繁體字,講廣東話外,大部分都沒有經歷過大陸共產主義的生活模式,或是甚麼人民公社,或文化大革命。而在七、八十年代成長的,無論是在香港出生的,或是由大陸偷渡來港的,大都是生活在港督麥理浩改革香港的年代。香港人在這個獨特的傳統下,與大陸人有著本質上不同的生活實踐,不同的價值抉擇、行動,進而建構出不同的性格與身分認同。
具體的例子是,2003 年沙士爆發時,大陸與香港兩地醫護人員的表現,有顯著分別。大陸醫護人員大規模逃離有沙士病人的醫院,結果弄至大陸政府要威逼利誘,才可遏止逃亡潮。而香港的醫護人員,雖然有不少極度害怕,但大多數還是緊守崗位,只有少數利用他們的假期,希望避開沙士災劫。其實,兩地行為有顯著分別的例子,不勝枚舉。大陸人,移居香港生活,並不是拿了香港身分証就是香港人。
傳統建構身分的過程中,我們好像是被動的。依狄帕斯在自刺雙目、懺悔之前,他的自我理解、性格、與抉擇,表面看來都是被動的建構。但是,在三岔路上,他是可以選擇讓路的。當然,這不是一個容易下的抉擇,因為這並不符合他長久以來對他的自我理解。但若然他真的選擇了讓路,除了放棄了客觀的王子與第一公民的身分,他更是放棄了王子的尊嚴與勇武的性格,走向選擇另一個自我的道路。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某一個傳統成長,加上長久的生活實踐、被建構出某一種性格、身分,是很難改變的,儘管是面對著另一個傳統、另一個生活方式的挑戰,過往的傳統所建構的性格,仍然是可以牢固地影響著每一個價值抉擇,進而繼續肯定一個既定的自我理解。不少大陸人到西方國家升學或工作,很明顯是從大陸的傳統,走進西方的傳統,開展另外一種生活方式。但是當每次面對價值的選取時,若仍然以過往在大陸生活的傳統,作為為抉擇的標準時,不論在西方社會生活了多少年,又或已拿到了當地的公民身分,但在身分的認同上,仍然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大陸人,仍然與當地人在各種生活細節上,發生衝突。
移民或是偷渡到香港生活的大陸人也是一樣,除了一個客觀的身分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個生活實踐的改變、價值的抉擇,才有可能建構出香港人的身分。我們看見有人選擇了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但有人卻仍然堅持大陸人的身分,結果,在種種的生活細節上與本土香港人發生衝突。所以,「香港人」不是一個法定地位或血緣關係。
這一期的文章主要闡述傳統與身分建構的關係,是一種被動的關係;下一期將詳細解釋人如何主動詮釋自己的身分,故會探討人的價值抉擇、生活實踐、與身分建構的理論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