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本土意識興起，本土論述，當然也離不開「香港人」這個本土身分。但要怎麼樣才算是「香港人」呢？這個問題爭論不休。有人認為他們從大陸移民到香港，雖然居住在香港，但還覺得自己是中國人。有人認為，住在香港就是香港人。有人認為，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才算是香港人。有人認為自己從大陸偷渡到澳門，又從澳門移居香港。既有澳門永久居民身分證，同時也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證，所以，分不清楚自己是中國人、澳門人、還是香港人。

這些講法，只是從血緣、地緣、又或是法律身分的角度，去說明「香港人」身分問題。但這種種討論，是未能理解或正視「香港人」這個本土身分問題。由D&G 事件開始，已經愈來愈多香港人認為他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這裏所講的「香港人」，是一種「意識」、一種身分的認同、是帶有價值的肯定、而且引申「行動」的抉擇。純粹用血緣、地緣、或法理角度去界定，只能是客觀事實的陳述，無法說明「香港人」的身分認同，與捍衛本土行動的關係。

若要深入了解上述的身分的建構過程，可以從社會理論中的詮釋學作說明。詮釋學指出，我們一出生，就無可選擇地被拋進一個傳統裏。傳統，簡單來說包括了語言、文化、價值等等。傳統建構了一個人對自我的理解。這個對自我的理解，包括了自我與其他人，與其他事物之間關係的理解，而理解包含了價值的抉擇，抉擇則帶出了行動。而行動的本身，是鞏固一個人的身分的認同。這正正是詮釋學常說的自我理解與實踐的關係。

對一個人在傳統下成長，繼而建構出來的自我理解，希臘公元前五世紀前一個著名悲劇，依狄帕斯王，有深刻描繪與解釋。依狄帕斯被預言弒父娶母，生父欲殺之而除後患，但最終被丟棄荒野，後得歌林多城邦國王收養，並視如己出。依狄帕斯長大成為歌林多王子，因為他的智慧與武力均是眾人之上，遂被選為第一公民。後因得悉弒父娶母的詛咒，為了逃避命運，雖然未有查證歌林多國王並非其生父，已決定獨自出走。可是在三岔路上，卻遇上他的親生父親與隨從。生父見他在路中阻礙著他的車隊前進，於是用鞭抽打他，要把他趕在一旁。依狄帕斯不甘受辱，於是將他的生父及一行隨從殺死。結果，第一個詛咒應驗了。

希臘悲劇，被西方社會理論家認為是剖析社會與個人自我關係的話劇。這個悲劇在三岔路上的一幕，闡述了人似乎是可以有多過一個的選擇。例如，依狄帕斯是可以選擇避開生父的攻擊而讓路的。但是依狄帕斯弒父事件，似乎又是來得理所當然。依狄帕斯雖然已經離開歌林多，放棄了王子的身分，但宮廷成長的王子及作為第一公民的依狄帕斯，他的性格並沒有因為放下了一個外在的客觀身分而有所改變。王子的尊貴而傲慢，以及第一公民勇武的性格，讓他選擇了向生父還擊。向生父的還擊，進一步鞏固了王子的尊嚴、及第一公民的勇武的身分。如果依狄帕斯不是王子，只是一個乞丐，被抽打後，很明顯是會選擇讓路。乞丐這樣的選擇，當然也是鞏固了乞丐對自己卑微的身分的理解。

從這個悲劇中可以看到，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傳統，自己成長歷史，自己的性格，自己行為的抉擇，進而是自己的身分。但這個身分不一定是指一個個人身分。身分是可以來自一個家庭，一個團體，又或者是一個族羣。分別只是族群的傳統肯定是較團體或家庭更具函蓋性。例如，一個族群內的不同團體有不同的傳統，建構出不同團體成員的性格、身分；但相對整個族群而言，他們都具有共通的族群建構的性格與身分。舉例，大家不會否認，不同的大陸人有個別不同的性格、身分；但他們皆可以有共通的地方，例如，辦事喜歡「走後門」，「拉關係」等等。

很多人都說，香港人與大陸人，都是中國人，都是來自大中華傳統。但是，香港人在很多事情上的行為表現，其實是與大陸人有顯著的分別。用詮釋學的語言來說，兩者在不同的傳統中生活，進而建構出不同的性格與身分。香港人除了學繁體字，講廣東話外，大部分都沒有經歷過大陸共產主義的生活模式，或是甚麼人民公社，或文化大革命。而在七、八十年代成長的，無論是在香港出生的，或是由大陸偷渡來港的，大都是生活在港督麥理浩改革香港的年代。香港人在這個獨特的傳統下，與大陸人有著本質上不同的生活實踐，不同的價值抉擇、行動，進而建構出不同的性格與身分認同。

具體的例子是，2003 年沙士爆發時，大陸與香港兩地醫護人員的表現，有顯著分別。大陸醫護人員大規模逃離有沙士病人的醫院，結果弄至大陸政府要威逼利誘，才可遏止逃亡潮。而香港的醫護人員，雖然有不少極度害怕，但大多數還是緊守崗位，只有少數利用他們的假期，希望避開沙士災劫。其實，兩地行為有顯著分別的例子，不勝枚舉。大陸人，移居香港生活，並不是拿了香港身分証就是香港人。

傳統建構身分的過程中，我們好像是被動的。依狄帕斯在自刺雙目、懺悔之前，他的自我理解、性格、與抉擇，表面看來都是被動的建構。但是，在三岔路上，他是可以選擇讓路的。當然，這不是一個容易下的抉擇，因為這並不符合他長久以來對他的自我理解。但若然他真的選擇了讓路，除了放棄了客觀的王子與第一公民的身分，他更是放棄了王子的尊嚴與勇武的性格，走向選擇另一個自我的道路。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某一個傳統成長，加上長久的生活實踐、被建構出某一種性格、身分，是很難改變的，儘管是面對著另一個傳統、另一個生活方式的挑戰，過往的傳統所建構的性格，仍然是可以牢固地影響著每一個價值抉擇，進而繼續肯定一個既定的自我理解。不少大陸人到西方國家升學或工作，很明顯是從大陸的傳統，走進西方的傳統，開展另外一種生活方式。但是當每次面對價值的選取時，若仍然以過往在大陸生活的傳統，作為為抉擇的標準時，不論在西方社會生活了多少年，又或已拿到了當地的公民身分，但在身分的認同上，仍然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大陸人，仍然與當地人在各種生活細節上，發生衝突。

移民或是偷渡到香港生活的大陸人也是一樣，除了一個客觀的身分之外，更重要的是一個生活實踐的改變、價值的抉擇，才有可能建構出香港人的身分。我們看見有人選擇了香港人的生活方式；但有人卻仍然堅持大陸人的身分，結果，在種種的生活細節上與本土香港人發生衝突。所以，「香港人」不是一個法定地位或血緣關係。

這一期的文章主要闡述傳統與身分建構的關係，是一種被動的關係；下一期將詳細解釋人如何主動詮釋自己的身分，故會探討人的價值抉擇、生活實踐、與身分建構的理論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