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打革命」，究竟是甚麼？

遮打革命，是一場市民與政府之間的政治對決，透過社會運動實踐政治體制的根本改革，重建本港在北京政府刻意經營下失卻的權力制衡。港府一方要穩固權力，不斷將香港文明瓦解赤化，以至扼殺《基本法》白紙黑字規定的普選；市民一方受盡壓迫，眼見普選無望、和平集會被鎮壓，終於忍無可忍奮起佔領鬧市，試圖癱瘓公共秩序逼令港府讓步。

如今情況卻是，一幫泛民及學生組織聯盟，繼續沿用舊有團體社運的操作方式，將能夠變革政制的遮打革命，淡化為每年71民主大遊行模式的「雨傘運動」，並借助金鐘大臺掌握運動的發言權，以有操控運動的能力為籌碼，以政治代理人身份向港府要求談判，致使多年的經驗累積，即使再歷「抗戰20年」的「非暴力公民抗命」，民主抗爭之路亦未許突破。觀學聯岑敖暉宣稱沒有參與者肯為佔領而死或長期身陷囹圄，認定所謂「革命」名實不副，可知他們對佔領的想像仍然停滯於閉固保守的狀態。

過去50多日來，政府對此態度顯而易見，一路採取拖字訣，對這場沒有硝煙的革命不痛不癢。本來被成功封鎖的金鐘道、怡和街西行線、旺角道彌敦道，因為泛民自始至終心存「見好即收」的態度，終於相繼失守，官員也放心地坐看社運界無力升級，故此連雙學近乎卑微地交換公民廣場的小小下臺階也斷然拒絕；而繼公開的官民對話待續無期，學聯北上求見受挫，上述溝通手段無功而還，更令泛民友好將心思放在「退場機制」的舖排。

這種現象，在近年多次大型運動不斷重演。諸如反國教集會的「階段勝利」一夜銷兵、反新界東北計畫宣布「議會失效」後再戰城規會，運動中同樣充斥未打先退的失敗主義。說到底，就是不敢真的站在市民那邊反抗港府，對共產黨心存恐懼，不斷渲染學生市民在暴力底下受傷、被捕的悲情，高呼要團結不分化，和平克制爭取那觸手不及的「沉默中間大多數」支持，卻有意無意忽略抗爭至此一無所得的政治現實，以至於30年來重覆同一種「可持續社運」的套路，延續8964那場不會醒來的大中華民主學運的夢。

慣於享受「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市民，以往一直甘願將公民責任外判予政治代理，等待他人代表自己「成功爭取」各項民政。今次87枚催淚彈驚醒了和平集會的美夢，刺激他們自發走上街頭作馬拉松式露營抗議。這種破天荒的「突破」，他們自覺已能媲美太空人成功登月的世紀創舉，但心態上尚未甩脫固有對泛民及學生組織名為「信任」實為懶散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的心態。

故此，港人揮之不去的奴隸基因，不足以在一場革命中解除，而大臺與「和理非」參與者互相依靠的共生關係，更是牢不可破。而這亦造就排他心態的深化，所謂過激的衝擊行動如是，嘗試解放大臺解散糾察亦如是，社運集團由是千方百計造謠抹黑、糾黨鎮壓，將這群小眾（佔領者）中的小眾（較衝進的衝擊者）的「隊友」身份褫奪，而群眾則繼續盲從附和，動輒指責他人「破壞運動」，直到永遠。

是以，當大臺的主持及護臺的支持者宣稱「若果多數人不同意大台，不可能存在到今日」，認定察守護佔領功不可抹，那這場革命無疑是僅止於少數組織的政治資產，而不再是屬於全港市民的公民抗命，除友好以外均不能染指；一旦有誰違反主旋律，即被視同挑釁滋事，必將被批鬥及制伏收場，事後還要即時切割與譴責。故此出現由「和平佔中」組織衍生出來的社運法律支援組拒絕義務支援涉及衝擊的行動者，即使他們堆砌多少理由，目的也不過是要說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下場如何罷了。

當那群社運領袖以表面的大義無私掩飾內在的自私，神聖的社運光環，則不斷麻痺蠶食民眾的意志。即使大家明知升級無能為力，也祇能繼續服膺大臺指揮，「勿忘初衷」以他們馬首是瞻；少數派的意見及行動從未得到「大會主義者」的尊重，反而淪為妨礙代理談判的絆腳石，而真正的「初衷」為何物，就流為一堆蒼白無力的口號，而已。

最終，因為執迷在「非暴力抗爭」下了無出路，復不願接受外來意見，那群主事者就祇好說持續佔領被挑戰，將撤離扭曲成另闢更有利的戰場，另找更有效的方法和途徑，進入社區深耕細作，從而「順理成章」地舖墊出退場機制來。將虛無而不可量化的「公民意識覺醒」包裝成是運動成績，明明甚麼都爭取不了卻吹噓為階段勝利，那麼的阿Q，那麼的和諧，配合著《海闊天空》的悠揚樂聲，一場又一場的社會運動，就在他們的手中無情葬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