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歷史上,有劃時代創見的人,在世時總為世所不容,被大部份人認為是偏激、或瘋癲、或不切實際、或道德敗壞、或有辱神明。蘇格拉底、耶穌、威克里夫等都為此而死;哥白尼、伽利略等為此受到殘酷逼害;馬基維利、霍布斯、休謨、伏爾泰等或逃亡或流放。古代華夏,孔子、司馬遷,都一生坎坷,世不能用其才。
司馬遷寫《孔子世家》,寫孔子同時也是寫自己。千百年來,《孔子世家》眾稱難讀,因為大家覺得脈絡不明。其實是脈絡甚明,但大家視而不見:《孔子世家》就是孔子一生人不斷到處面試,面試時表現優異,但幾乎每次都不獲聘用的過程。有一兩次獲聘,但都做不長;不是憤而離職就是遭到捨棄。嘗試了四十年,才終於放棄,退而專注授徒、著書立說;傳統上,孔子親筆所寫,只有《春秋》,其他的都是學生筆記。這一點和阿里士多德有點相似:他自己的著述,已經全部失傳;現存的著作,都是學生筆記,此所以他的倫理學有《Nicomachean Ethics》、《Eudemian Ethics》兩部—因為是兩位不同學生自己的筆記。
司馬遷的孔子對照司馬遷自己
《孔子世家》之所以這樣寫,要撿出司馬遷寫在別處的文字來對勘,方能了解。這種方法在思想史研究司空見慣,研究司馬遷時更是必須。大家所熟悉《報任安書》的末段:
「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這是華夏文化與別不同之處,此「不同」是好是壞,別為一問題;但這是事實,從古到今都是如此,毋庸置疑:自古以來,「倜儻非常之人」都先嘗試為世所用,在現實世界中一展所長;到了不得已時,才著書立說。上古華夏對文字的崇拜,因為相信文字有魔術般的力量,包括可以直接連繫已逝去的祖先。甲骨文是問卜的,為甚麼要寫下來,就是因為有魔力;西周時的銘文鼎文,紀錄的主要是官員委任,換言之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必須告知祖先,同時也是告知後世。
「為世所用」是華夏核心價值
現時,江西南昌市進賢縣(北宋時的撫州臨川)沙河村,全村都姓晏。袞繡堂是他們宗族聚會之處,入面有晏氏族譜,他們珍如珙璧,因為當中有光宗耀祖的人物:北宋初年素稱一代名相的晏殊。晏殊時代,距今一千年,但族譜所載,延綿不斷,當中人物的生卒年大都清楚記載,出生的記載更包括時辰。古代族譜,所載曾任的官職,往往報大(雖然也不可能亂報);但所載的年月日時,大抵可靠—這也是自古已經如此。錢穆寫《劉向歆父子年譜》,一舉平息爭論已久的「今古文經學」大辯論,實質為「古史辯」運動劃上句號;《先秦諸子繫年》考證細密有緻,奠定了錢穆的大師地位。不過,假如古代沒有足夠關於編年的材料,誰人也無譜可立,無年可繫。
晏殊傳世的著作,最有名是他的詞;但對晏氏一族的重要性,毫無疑問是他在生時的顯赫。蘇東坡一向瀟灑著稱,但也寫了「唯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陶淵明,形象一向是隱逸、淡泊名利,但也寫了著名的《責子》詩,歎息他們不肯讀書,「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韓愈那篇《示兒》,簡直就是利用榮華富貴來利誘兒子多讀一點書。三人一說到自己骨肉,就透視出華夏文化背後真正的核心價值:自己最親的家人永遠優先。還有,一個人的人生,最優先是現實世界中的顯赫,到了「終不可用」才會「退而論書策」,而且是「以舒其憤」,重點是一個「憤」字。
道德可以淪喪,科學只會向前
華夏世界,須逃亡,遭流放,受到殘酷逼害,甚至竟以身殉的,主要都因為朝廷上的事,而受害的「忠臣」往往因為秉持正道,而所謂「正道」就是孔子以降的儒家正道。這裡有大問題:《韓非子》已提到「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分為三。」而且所列舉之例,還未包括全部派別。到了《漢書.儒林傳》,更而加倍複雜。漢武帝獨尊儒術,公孫弘稱「白衣卿相」,在朝廷已經和權術脫不了關係。於是在朝廷中秉持正道,是「有華夏特色的超越時代」;換言之,就是向後望,從過去找出不變的道理。
陳寅恪講過(據《吳宓日記》的記載):華夏文化的強項是實踐倫理學,而「不擅虛理」—「虛理」包括了哲學和純科學。倫理學,講的是「應該與否」的問題,有別於科學上「是否合乎事實」的問題。西方倫理學首見於希臘;印度倫理學始於佛祖提出「業= 動機」的觀念。巴利文律藏記載一位名叫「不小心」的小和尚,他坐下來,不小心坐死了一個嬰孩。佛祖對眾人說這並非殺人,而在解說中拈出首見於印度文獻的全新觀念:「業= 動機」——用當今的語言,小和尚既非謀殺亦非誤殺,而是犯了「不小心坐低導致他人死亡」,他受到的懲罰應與此相稱。
向後看華夏倫理學之始
華夏倫理學,以文獻記載所述,也許始於春秋時代晉國史官秉筆直書「趙盾弒其君」所引起的討論:單看趙盾的行為,孔子認為「越境乃免」,「免」或不「免」,可從有否「越境」來判別,換言之就是事實判斷;但孔子覺得可惜,是直接觸及了「動機」,觸及了趙盾的道德人格,觸及了「應該與否」的問題了。這件事在思想史非常重要。春秋三傳,素來《左傳》與《公羊》、《穀梁》的寫法不同:《公羊》、《穀梁》關注字詞意義的釐清;《左傳》則以敘事來闡發《春秋》的微言大義。不過,在「趙盾弒其君」一事上面,《公羊》、《穀梁》也用了《左傳》的敘事方法,而唯一的解釋就是:非這樣做不可。不把事情說清楚,無法了解這件事的意義。
故此,倫理學可以向後看,無論希臘的蘇格拉底,還是印度的佛祖,還是孔孟,於今還有很高的價值。但科學就唯有向前看:道德可以敗壞,道德價值可以崩潰,但科學知識只會一直累積,累積期間也會把錯誤的舊知識推走,讓路給新知識。對創見的重視,在西方肇於科學革命之始,盛於啟蒙時代之後,於今不減。古往今來的華夏,最重視實用,雖然不時出現極具創見之才,但從來沒有尊重創見的傳統,也從來沒有孕育這傳統的土壤。
(待續)
(圖片來源:"portrait of Sima Qian"@Gu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