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自港視一役已甚少看無綫電視製作的節目，然而家中老人卻是死忠粉絲，故此電視機是長期播放著無綫的電視節目，因此我也得一邊工作一邊聽著這些肥皂劇內主角配角們的對白。

某日夜晚，我如常工作，有一個詞語從電視節目中傳來，令筆者心頭一震，馬上抬頭望向電視機，只見主角們左一句「地瓜俠」，右一句「地瓜俠」，全劇演員都說「地瓜俠」而習以為常，順口得很，再問問老人家這套古裝武俠劇的時代背景，知道竟是宋朝時，筆者不禁倒抽三口涼氣。

第一口涼氣。想不到一套有宋朝背景的本土戲劇，竟然使用普通話詞彙作為人物之間的對白，雖則說出來是廣東話，但用詞卻是地道的普通話規範語。筆者擔心的是，當電視劇人物對白中使用的廣東話詞語盡化為普通話規範語後，在潛移物化之下，廣東話詞彙會慢慢被取代。到時粵普同用相同詞語，不用對譯，在彼強此弱的形勢下，會被認為多餘，結果香港的粵語就會從此消失。這種螞蟻搬家，小食多餐，唔經唔覺的植入式洗腦教育，將會是以後電視劇的主流嗎？

第二口涼氣。作為編劇，其寫作的劇本是以白話文創作，內容文字以書面語寫成，本是不足為奇。然而，當文本要轉為劇中人物現實對白，劇中演員要演釋為平日廣東話對話時，竟然對此詞混然不覺兀突、不自然，反而以這種囫圇吞棗方式將劇本字詞直接背誦出來？何其怪哉！一名有專業知識，有職業判斷的演員，難道感覺到劇本用詞用語已與其平日運用不同，沒有責任去跟導演商量，加以改善嗎？還是他們只會服從導演指示，縱然語言運用錯誤，劇中背景與人物說話完全不配對，仍照演不誤，難道演員真的只是導演的傀儡，連語言的使用也得完全遵行，不得異議？抑是這類規範語已成為他們的習慣，故見怪不怪，毫無警覺之心？

第三口涼氣。導演雖然不會在螢幕上現身，但卻是指揮演員將自己所思所感表達出來的靈魂人物。導演就像雜誌的編輯，管絃樂隊的指揮家，帶領軍隊的將軍一樣，必須全盤考慮每一個細節的安排，才能完成一齣好劇目。導演是拍攝者，也是較對者，更是編排者，如果連自己對劇中人物所使用的詞句與劇中背景也不講究，資料也不搜尋清楚，得過且過，這是說不通的事情，除非是故意如此。

番薯又名蕃薯，亦稱甘藷（薯），又有一名為地瓜，原產地為美洲，番薯第一次傳入中國的時間為明朝萬曆年間（十六世紀末葉）。據清陳世元《金薯傳習錄》記載，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福建長樂華僑陳振龍在呂宋（菲律賓）經商，發現番薯易於栽種，味道甘甜味美，擬將甘薯帶回國內種植，卻受當時統治呂宋的西班牙人所禁止，因「夷人怰甚，種禁不傳中國」，即冒大險，違反當地律法將番薯藤苗偷偷置於汲水繩中，歷經海路七晝夜，至農曆五月下旬始安抵福州。翌年，閩省饑旱，陳振龍之子陳經綸向巡撫金學曾遞稟，述說番薯「六益八利，功同五穀」等好處，金學曾下令種植甘薯，獲得豐收，抗災而救活許多人，故番薯又名為金薯，以紀念巡撫之恩。及到清康熙初年，陳振龍四世孫及其子，至乾隆年間，陳振龍六世孫及其子陳雲，先後把番薯傳種於浙江邢州（今寧波）、山東膠州、青州（今青島和益州）、河南豫州（今朱仙鎮）等省地，而陳雲更指出「興薯利，除蝗害」等各樣好處。後於清乾隆年間，更通令全國廣種甘薯，至此，番薯傳遍中國，為五穀以外之輔佐糧食。

以上所述，俱有典籍記載。試問地瓜於明朝才首於中國此地出現，宋朝之人又何來食用及廣知其名？再者，南方兩廣一帶均稱此為「番薯」，以此表示此物非中土之物。福建及再北上等地的人，才習慣稱此物為地瓜，東北地區更只有「地瓜」，並無「番薯」之名，故「地瓜」實乃北方言詞。在小學粵普對譯的教材中，甚至大陸的報章中，亦明顯指出「地瓜」為普通話規範詞語。

筆者並非責怪一套宋朝的古裝戲劇被弄得不知所謂，基本上該電視臺製作每一套與歷史相關的電視劇都將原本歷史扭曲得體無完膚，不合情理的。筆者關心的是這些電視劇的影響力無遠弗屆，在日日耳濡目染下，此等詞句將成為習慣，習非成是，到時不單小朋友，連市井群眾都忘記番薯本來廣東話稱呼，反而「地瓜」成為日常語言，就好像小朋友用廣東話跟媽媽說：「我陪你到菜市場買西紅柿和土豆，爸爸最愛西紅柿土豆湯了！」到時廣東詞彙消失，使用俱為普通話詞彙，那倒不如說普通話算了一樣。這種未來，我自問接受不了，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