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都尊重原創，而對「原創」的尊重，源於啟蒙時期之初，盛於科學革命之時，重點是要爭奪科學發現的先機。牛頓與萊布尼茲的論爭、與 Hooke 的多次論爭，都在爭誰先發現某些定律。我們都是啟蒙時代走出來的，都服膺啟蒙時代帶給我們的價值觀，而且相信這是永恆的價值。但我們讀思想史的，也要知道這種價值觀並非古已有之。

前此，所有主要文明都是以「抄」為基本，要尊重古人的開拓成果；而「尊重」的具體手法就是「抄」。《資治通鑑》大體是「抄」十七史，而且是整段整段的「抄」；改易一字，論者就會説是「成一家之言」。《漢書》「抄」《史記》，《史記》「抄」《左傳》等各種不同的史書，也是同樣道理。當然，這些巨著都在用料、舖排上顯現出原創的光輝：《通鑑》如此，《史記》更是如此；但放諸今日的標準，這樣的寫法卻是大抄特抄。這是不同時空的不同價值觀。

歐洲由上古晚期到文藝復興時期前夕，都奉阿里士多德為「宗師」，所有人所提倡的思想都不能踰越「宗師」所説。於是，後來者唯有在注解之中暗地裡發表原創的新見解。《水經》賴《水經注》而傳世，而《三國志》如無裴《注》、《世說新語》如無劉孝標《注》，價值都減半有多。我們不能小覷注釋的原創意義。

牛頓的名句「在巨人肩上，比巨人看得更遠。」並非他自己發明，他也沒有註明出處，導致後代大部份人誤以為是他原創。那麼，他是不是有心抄襲？當然不是！這是因為他所處的時代，人人皆知這是習以爲常的常用句，根本沒有必要註明出處。社會學家兼思想史家 Robert K. Merton 追溯這名句的來源，結果寫了一整本書。《資治通鑑》和其他華夏史書的「抄」，也不用註明出處，因為這是撰史的常規。

古典詩歌，唐詩用典以《文選》為主，北宋詞用典以唐詩為主，更是到了今時今日都不視為抄襲。偶然會有「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這類吹皺一池春水的小討論，也以「詞可歌而詩不可歌」就解決了。在詩歌創作上，用典是豐富詩歌内容的慣常手法；當今的文學評論更有「古典」和「今典」之分，在典故之中找尋作者怎樣做到語帶多關。

甚至惡搞也是古已有之。晚近發現佛祖惡搞婆羅門經典，就一下子解決了若干個兩千多年的懸案。例如，我們不用再汲汲於字斟句酌「緣起論」的具體意思，因為他的用字造句只是追着婆羅門經典來把玩。而佛祖之所以如此惡搞，是因為他當時當刻的説話對像是兩個婆羅門；換言之，是以他們熟悉的典籍來嘗試導引他們信佛。佛祖出身撒帝利，少年時得讀婆羅門各種典籍；但佛門弟子絕大部份是平民出身，無可能接觸到婆羅門典籍。於是這惡搞在佛祖死後就立刻遭到誤解，第一代的注釋已經不明所以。

所有創作者和所有學者都有所謂「面對前賢的焦慮」：首先要知道前人寫過甚麼，以免重覆；但知道了之後，就不知道可以寫甚麼。令莎士比亞焦慮的前賢是 Christopher Marlowe，令濟慈焦慮的是莎士比亞、密爾頓等一串大師。後來者，更不用多説。但莎士比亞所焦慮的不是如何設想甚麼原創故事，因為他幾乎每個劇本都是改編自流傳於世的故事；他焦慮的是表達手法怎樣走出 Marlowe 的陰霾。

La Fontaine 不少故事來自《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不少故事來自印度《五巻書》。喬叟《Canterbury Tales》不少故事來自薄伽丘《十日談》，《十日談》大部份故事經過多番轉折，最終來源也是《五巻書》。《西遊記》悟空、八戒、沙僧三人的出身，藍本都來自印度文學。而《舊約》諾亞方舟故事來自古代巴比倫史詩，更是人所共知的事。

《趙氏孤兒》重寫過多次，《西廂記》也一樣。「趙盾弒其君」一事，《左傳》是一個版本，《公羊》、《穀梁》是另一版本，到了《史記》又是另一版本。當中有明顯的「抄」的痕跡，但我們關注的卻是各版本之間的不同之處，和關注這件事在《公羊》、《穀梁》兩書的陳述所顯現的內在特殊性。

所以，創作不妨抄，而且必須抄；但必須抄得其所，必須在抄之中顯露出原創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