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港英政府的管治下，華洋雜處，加上麥理浩施政的年代，社會走上理性化、現代化的道路；與大陸比較下，香港社會發展出有自己的獨特生活、文化、及價值系統。但大陸從英國人手裡取回主權後，大陸的官場文化、大陸人的生活方式、大陸人在港的經濟活動，在在挑戰著香港社會獨特的生活及文化傳統；而在近幾年間，在這個獨特的傳統下，所建構的香港人身分，也面臨嚴峻的衝擊。每當香港人與大陸人在生活方式上有衝突時，總有人說，大家都是中國人、大家都是同祖同宗等等。

在上述的背景下，今期主要討論當香港的獨特生活傳統被挑戰，香港人身分被有意或無意地模糊化，出現身分危機時，香港人是可以如何、或應該如何鞏固由香港獨特的傳統所建構出來的香港人本土身分。

這篇文章引用泰勒（Charles Taylor）的詮釋學概念作為分析框架。泰勒指出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面對抉擇，抉擇背後都必然會有自覺或是不自覺的評價（evaluation）；而評價是可以為一般的及深層次的兩種。舉例，你今天下午茶是吃「菠蘿油」還是「奶油豬」呢？對這兩種食物進行評價而作抉擇，是一般的評價，純粹是簡單的口味喜好。今天選擇了吃「菠蘿油」而不吃「奶油豬」，並沒有甚麼問題，也沒有甚麼損失。兩者並無必然的衝突。明天下午茶，可以選擇吃「奶油豬」。

但是，假若在公司裏，同事被上司無理冤枉而遭降級，你會否勇敢地挺身而出，指出上司的不是，還是害怕牽連，繼續默不作聲，只顧自己的工作呢？面對這個處境進而作出的抉擇，與選擇下午茶吃甚麼，有本質上的分別，因為面對這個抉擇背後的評價，其實是有價值上的審視，是深層次的。因為當你認為應該要挺身而出，指出上司是誣陷下屬時，你是在肯定人要有勇氣對抗不公義的事情。相反，若你明知是一件骯髒的、不公義的事情發生在同事身上，但因害怕而選擇了視若無睹、不聞不問，你是接受了懦弱的表現。

這類抉擇背後的深層次評價，自覺或是不自覺也好，往往都是在審視著相互對立的價值觀。例如高尚的或是卑下的、勇敢或是懦弱、清晰明確的或是迷茫的。跟據泰勒的講法，這些相互對立的價值觀，是從我們所生活的傳統而來。而上述的例子，是在評價自己應否選擇勇敢地對抗不公義的事情，還是選擇懦弱的做法，接受不合理、不公義的事情發生在自己身邊。這類抉擇並不能像選擇下午茶的食物一樣，今天選擇勇敢，而明天選擇懦弱。因為你的抉擇，已經建構你的性格、你的個人身分。若是過往你是一個懦弱的人，很明顯，你去選擇挺身捍衛公義的機會是近乎零的。

當一個人的抉擇受到挑戰，要再重新審視價值的評價時，可以是作出更合理的改變，也可以讓自己過往的評價，更見清晰。假若你為同事挺身而出，指出上司的不當行為時，是沒有深思熟慮，結果你被朋友質疑，這樣做，對自己沒有甚麼好處，而且批評你的做法並不明智時。然而，當你與朋友論辯的過程中，或是思索朋友的批判時，是可以讓自己更認識清楚自己的價值評價。因為論辯或反思的過程中，你是可以發現自己是重視要勇敢地面對不公義的事情，多於考慮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工作是否穩固。 所以，每當自己的抉擇受到質疑或挑戰，你可能更加認識自己，更加肯定自己追求的價值觀，更加肯定自己的身分。

若我們嘗試用泰勒的框架去理解，香港的本土運動，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抉擇，這個抉擇，自覺也好，不自覺也好，背後是牽涉著深層次的價值評價，是評價香港人與大陸人的生活方式與價值系統的區別。這種區別，是相對立的區別。例如，在香港乘坐交通公具，我們習慣了是有秩序地排隊，但大陸人卻大多數是喜歡插隊。他們有些更漠視本地的公共規則。我就曾經見過一些大陸家長縱容她們的小孩在一所公立大學的噴水池便溺；大陸旅遊人士被勸喻不要在禁止吸煙區吸煙，他們卻喝罵那些勸喻他們的工作人員。

不少香港人看見這些由對立而帶來的種種衝突，選擇了捍衛香港人的本土價值、香港人的本土身分。當然，捍衛本土的抉擇同時也引起了不少的質疑或批評，但如泰勒所言，當抉擇面對挑戰，是可以通過思辯，將自己的價值評價作更清晰的表述，從而更加肯定自己的抉擇、更加可以鞏固自己的身分。以下是一些批評捍衛本土的例子，讓我們去思索香港人是可以如何去更認識自己的身分。

有些人認為香港人與大陸人的生活方式雖然不同，但香港人應該包容大陸人，畢竟，大家都是中國人，是同祖同宗的。這裡，我們先理解「包容」一詞。「包容」似是指要接受大陸人的短處、或錯誤、或中性一點是接受他們不同的生活方式。若果是一個人的錯誤，或短處、或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不影響別人的時候，我們或許可以接受。但是，若是直接影響到我們的生活，那就不單單是不可以接受，而且是不能容忍。在多元文化的自由社會裏，容忍的限度是不可越過侵犯別人的底線。我們不能包容大陸人，因為他們直接在破壞我們多年來我們所建立、所珍惜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價值系統。

有人認為包容的原因是香港人其實也與大陸人一樣，大家都是同祖同宗。這是一個我們經常看到的講法。這個講法是希望透過一個較為廣闊（general）的共同性，去消弭香港人與大陸人的差別。然而，這個所謂同祖同宗的講法，是比較傳統、比較封建的講法。香港社會在七、八十年代，已開始走向一個現代公民社會。在公共事務上，已經是以規則、程序，去規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甚麼同祖同宗的家族人際關係，已經是私人領域的事。大陸社會的問題，正正是這種傳統、封建的同祖同宗思想，主導了大陸的公共事務。提出這種同宗同祖，要互相包容的想法，是把一個高度現代化的香港社會推回傳統，這亦同時把香港人的現代人身分瓦解。

有一些人則從經濟效益的角度，批評香港的本土運動。例如，他們指出大量的自由行旅客，可以帶動香港經濟發展，香港人不應著眼於兩地生活的差異而做成的衝突，放棄了這個經濟機遇。這種說法，很明顯是將經濟效益，放在最高的位置。一切本土的生活方式或是價值等，都是次要的。廣東道、旺角、沙田市中心，不再是香港人消閒、生活的地方已不再重要。但這同時表示，香港人再沒有選擇的權利。香港人並不可以選擇自己消閒的地方，並不可以選擇一個屬於自己的社區，香港人再不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香港人只可以變成一種純粹經濟的動物。

以上只是一些簡單的例子。事實上，當我們捍衛香港人身分遭遇到挑戰時，我們不用迴避，我們可以通過辯論或行動，更深入地審視我們所捍衛的種種的生活方式、價值系統，進而嘗試更清晰地區分對立，表述深層的價值評價，這樣，我們就能夠穩固地肯定我們香港人身分的內涵。

延伸閱讀：

Charles Taylor (1985). “What is Human Agency?” 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原文刊於第十六期《熱血時報》，於2014年2月23日免費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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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Benedict Che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