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在他的社會契約論裡，指出若人要脫離互相攻伐的自然狀態，則必須交出個人權利，與君主（sovereign）建立契約，以保障他們個人的自由、生命及財產等。霍布斯的理論中，君主有無上權威，不受任何法律管制，否則君主之後又有更高權力的君主，這樣下去，最終只會做成內戰，回歸自然狀態。但是霍布斯君主至上的契約論，卻帶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人們怎樣可以信任一個有至高權力的君主，不會危害到個人的自由、生命與財產呢？換言之，霍布斯契約論裡的社會秩序是相當脆弱的，這亦是著名的霍布斯秩序問題。

霍布斯的理論正正是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所批評的人治政府（government by men）。亞里士多德進一步指出一個法治的社會才可以走的一個自由的國度。深受希臘智者的影響，英國的政治哲學家如洛克（John Locke，1632-1704）雖然也主張與君主訂立契約，但認為一定要用法律限制君主的權力。洛克認為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是上帝賜予的自由狀態，是承認及尊重別人的自然權利，包括土地、勞動力、與財產等。自然狀態已具有某程度上的社會意義。洛克進而指出社會是自然產生，而政府是人民同意而組成，所以政府必須保護人的自然權利，並不能損害生命、自由與財產。所以，基於這個原因，洛克的契約論沒有把君主放在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他更進一步認為立法機構，如國會的權力也須加以限制，否則它可以立法，去擴大自己的權力，出現另一類的君主形態。洛克的理論被認為對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提供了理論根據。自從英國君主立憲，法治政府（government of laws）成形後，法治（rule of law）的觀念在英國也開展出來，同時也影響了美國的憲法精神。

一個現代的政治體制是如何制憲以保障個人自由呢？海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在他的巨著《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中，從自由、法治與憲法三者的關係來解釋。他與英國的政治哲學家看法一樣，認為個人的自由若能得到保障，必須有一個法治政府。但若法治政府的法律依據是來自一群立法者，則政府還是有可能受到那羣立法者所操控，最終，權力可以被任意行使，結果還是會危害到個人的自由。這樣是違反法治精神的。所以他完全同意洛克的說法，認為立法者的權力也要被限制。為了限制立法者的權力，必須制定一個所謂更高層次的法律，界定種種具體的個人自由與權利，而任何政府機構，或民選的政府，特別是民選立法機構，也不可以違反這更高層次的法律。這更高層次的法律也就是憲法。

海耶克以類比的方法指出憲法是較普遍的、長遠的，由立法機關制訂的是具體的、短暫的，牽涉一般日常事務的、或處理一些短暫性的社會問題的。而這具體的、短暫性的法律一旦與憲法有抵觸的話，都應該由憲法主導而作修改，否則是違反憲法。

海耶克指出在過往神權年代，憲法往往是被看成是來自上帝或是超越我們的理性能力，但在一個現代的多元價值、信仰的社會，這更高層次的法律不應是來自某一種宗教，如基督教，否則相信其地宗教的人的自由必定未能得到相同的保障。它也不應是外來的。例如一個殖民地最高層次以法律，必然是來自殖民者，這樣才可保障他們高高在上的自由。相反，殖民地人民的基本個人自由則未必能得到保障！被殖民者若要爭取保障他們個人自由，必須奪回制定憲法的自主權利。

基於海耶克的分析，憲法應是由當地人民決定的。因為在制訂憲法的內容時，沒有其他人比當地的人民更清楚自己對自由程度的要求，所以制憲必定是本土的。而在本土人民自決的過程中，沒有人可以認為自己最清楚、或更懂得人民對自由程度的需要，即不可以由一小撮所謂智者去代表其他人，所以制憲應是全民的。

一個現代的自由民主政治體制，除了有其民選政府及議會外，必須有一個由本土、全民制訂的憲法。這才能符合法治精神，才能真正保障個人的自由！

（原文刊於第九期《熱血時報》，於2013年7月24日免費派發。請支持文化抗共，訂閱《熱血時報》：http://www.passiontimes.hk/?view=regfo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