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打革命發展到五十多日，金鐘佔領區烏煙瘴氣，一如《動物農莊》。尤如《動物農莊》裡革命口號由「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ad」變成「Four legs good, two legs better」一樣，金鐘的輿論風向，由「邊個嗌撤就係鬼」變成「邊個衝就係鬼」，由「沒有大會，只有群眾」變成一台獨大，號稱爭取民主的泛民糾察，連民眾自行搭建的行動講台都要趕盡殺絕。

有民眾發起討伐大台，解散糾察，可惜落筆打三更，被李卓人以語言偽術虛應一番後無功而還，村民依然唔係咁諗。除卻依靠永續社運開飯既既得利益者外，真心擁護大台者似乎不在少數。

點解仲會有村民擁護大台？點解永續社運仲係死而不僵？

真心的村民，口裡說「我要真普選」，心底裡最核心、最核心的價值，係秩序、秩序以及秩序。秩序說在咀上太專制，太霸道，太法西斯。秩序化了妝，就成了「法治」。無政府狀態的佔領區，對村民來講，猶如蠻荒世界，他們急須用秩序，用一些已知的規律，去降伏不確定性，去平息心裡的不安。這個時候，大會和糾察就以救世主的姿態降臨，賜給村民秩序，糾察四周巡邏，賜給村民虛假的安全感。大會、糾察與村民，是教會與信徒的關係，秤不離陀。泛民表面庸碌無能，實質對村民心理瞭如指掌，否則司徒華之流可以壟斷香港抗爭運動近三十年。

真心擁護大台的村民，口裡說要真普選，要自由。村民要的自由，並非一般人理解的自由。他們要的自由，是「免於責任的自由」。自由是沉重的，自由意味著必須選擇，也意味著選擇錯誤要承擔後果的責任。有了自由，選擇錯誤帶來的後果就歸於自身，再無諉過於人的藉口。現實中的香港，要追求真正自由，實現普選，必須推倒秩序，先破後立。推倒秩序，觸犯了村民的禁忌。吃過催淚彈，見過警察暗角打鑊，都不能改變村民對秩序的迷信。

既然村民心底裡最核心的價值係秩序，意味著他們對追求真普選，追求自由，必然半心半意。「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瑪門。」既然自由沉重，承受不了的人，就私下和魔鬼交易，放棄真正自由，轉而追求「免於責任的自由」。任由大台壟斷發言權，樂得糾察在佔領區「維持秩序」，村民就放下自由的重擔，無須苦苦思考，將大腦交由大會指揮，跟隨大會的字幕唱K，在人群中忘記自己是誰。金鐘村民唱唱「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係一眾信徒祈求「免責自由」烏托邦降臨的聖詩。

未到迦南地，村民已忍不住膜拜金牛。這是深植於村民體內的宿命，是村民的詛咒。沒有秩序，沒有棍棒，沒有奴隸主，村民活不下去。村民討厭六八九，不是因為六八九獨裁，而係六八九不夠獨裁。作為一個獨裁者，六八九明顯係一個無能的獨裁者。如果六八九係另一個李光耀的話，村民必會匍匐在地，恭迎聖君。

金鐘的大台，就是港共政權的化身；糾察，就是港共警察的化身，而李卓人的語言偽術，等級足夠與六八九過招。相較於六八九，金鐘佔領區的獨裁者還要高明一點，因為金鐘的獨裁者，懂得利用道德光環，普世價值的號招令村民忘卻自身，甘心捨棄部份自由予大會和糾察。而六八九，不過係一堆赤裸裸的利益集合體。

做戲都要有觀眾。沒有真心村民，那有大台？討伐大台無功而還，除因過早張揚，走漏風聲以致大台有所戒備外，亦證明村民依然很多。

《路西法效應》中，一群大學生是基於參與實驗獲得報酬而勉為其難地自陷囹圄；很難想像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一班村民擔演囚犯唯恐不及。史丹福實驗演囚犯那班學生是在囚衣、監倉生活和獄卒規訓下投入囚犯角色；而金鐘這班可愛村民，連囚衣都未穿上，獄卒手上還未拿上棍棒，已急不及待自行走進監倉，向獄長三呼萬歲。村民既然自動埋位，獄卒糾察自然毫不手軟。真普選未成，金鐘先變集中營。

於是，膽敢不聽大台的話，擅自衝擊，係應該被篤灰的，連在場採訪的記者，只因立場不同，都可以老屈成幕後策劃，借警察對付政敵；巿民另搭新台，糾察可以攞正牌去拆台；意見與大台不同者，糾察可以將人打到入廠。

這就是金鐘的動物農莊，這就是口口聲聲爭取民主的人的咀臉。一幅圖，足夠形容哂金鐘大台：

如果遮打革命最終失敗，失敗的原因，必定係因為有一班親吻路西法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