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社會掀起關於取締智能手機程式預約汽車服務「優步」（Uber）及傳統租賃汽車（計程車，又名的士）服務質素的討論。前者被各大傳媒強調是「非法經營」（雖然已有Uber司機被捕控以非法取酬，但是否非法經營則尚在未知之數，香港法例中有「無罪推定」（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的原則，政府官員及傳媒之間用「非法」形容Uber，實有誤導之嫌。）

除了「非法」一詞，亦常聽到有人用「白牌車」來形容Uber，那何謂「白牌車」？查1980年代以前，在香港街道行駛的車輛中，車首車尾所懸掛的車牌有幾種，商用車（包括持牌的士及貨車）車牌為黑底白字（見附圖），而非商用車輛如私家車則為白底黑字，而當時亦曾流行以私家車充作的士用途的便稱為「白牌車」，這些白牌車因不用繳收商業牌照費用，費用廉宜，因此大行其道。



根據1958年6月20日《工商日報》的一則剪報，內容關於一名退役警冒警向白牌車司機索款（見附圖），可見白牌車最早於1950年代已經流行並因而衍生其他社會問題，成為犯罪份子目標，而從事白牌車載客的司機則稱為「走白牌」。



到50-60年代，新界地區一度流行一種可載9人的士（見附圖），直接威脅巴士的營運，至六七暴動期間，香港市區一片混亂，巴士司機罷駛，公共交通服務癱瘓，在政府的默許下，這種9人白牌車開始行走港九市區，以填補當年公共交通系統的空白，到1969年，這類9座位白牌車增加至14座位，就是後來小巴的前身，「14座」亦因而漸漸成為小巴的別稱。



最後，港府在1970年向「白牌車」發出牌照，限制4,350輛，就是今天的紅頂小巴。1969年12月4日《華僑日報》的報導就是關於港府擬透過發出小巴牌照解決「白牌車」的問題。（見附圖）



到1980年，港府正式推出「白牌車」合法化政策，從1980年8月28日《工商日報》的報導中，亦可窺見到當時「白牌車」的一些經營情況：（詳見附圖）
1） 「白牌車」主要服務於半山區，接載人們上下班；
2） 「白牌車」司機也會與酒店合作，接載酒店住客往返機場及旅遊景點；
3） 「白牌車」另一客源來自「新村」居民；
4） 雖然已有小巴及九人的士，但新界新市鎮的發展仍然令當時新界交通構成壓力，故仍有七座位客貨車行走於新界鄉鎮；
5） 「白牌車」可由司機與乘客協商議定按月費方式繳付車資，或以「電召」形式安排，亦由白牌車在旅客入境口岸接客，如機場、港澳碼頭及渡輪碼頭等，情形有如昔日在深圳羅湖過關後的情況。



其後，政府更直接將所有車輛的車牌樣式統一使用1972年英國 BS AU145a 規格，即現時前白後黃，由反光物料製成的車牌，所有「白牌車」、「黑牌車」（其實還有一種紅底白字的「紅牌車」，為巴士及小巴所使用，亦有一種電召形式無計程錶的紅牌車，見1973年2月15日工商日報的一則新聞，當中亦提到紅牌車問題）則已成為歷史，而「白牌」更成為那一代人的集體回憶，更成為「非法客運車輛」的代名詞，在台陸等地仍然有「白牌」的說法。



從「白牌車」的出現看香港公共交通發展的歷史，到今天「Uber」服務的爭議，無疑皆是探討地下經濟學的最佳案例，筆者認為有求就有供，白牌車的出現，多少反映了當年公共交通服務的問題及缺失，「Uber」的出現亦然，當年社會各界的適應和消化能力，較之於今天明顯多了一份睿智和彈性。鑑古知今，昔日港府面對「白牌車」的問題，也並非只限於非法與合法的零和討論，最後，「白牌車」合法，人們多了一份生計，紅頂小巴服務應運而生，市民多了一項選擇，而的士業，也不見得因此大受打擊，所有交通工具共存，是多贏的局面。這種智慧和氣度，已非能在今天低智的香港官民之中可見，殊甚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