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悶熱的夏夜，天色漸黯。一束小花、一枚蠟炬，遍佈港島一隅。舊相識、新面孔，不分你我齊集此間，參與歷史見證。耳際一遍接一遍地響起熟悉的歌曲，熱情宛若圍繞身旁的火光，漸漸燃亮。這也許是每年六四市民身處維園的共同感受，而群眾聚首一堂的景象，在世人眼中亦恍如一道奇特的風景線。

八九六四距今已歷四份一個世紀，出席燭光晚會彷彿成了港人一項慣例。可是，與會的大家自始至終均心知肚明，即使大是大非如何昭然若揭，但要求屠夫政權自省己過、平反冤案是不可能的任務，至少其決策並不以歷屆維園現場中迫爆的人群意志為轉移。由是熱情和哀痛愈發冷卻，且因不少前輩的逝去而更覺凋零。

時日愈久，群眾無力感益增，萬般憤慨化作無奈，集會遂流為一場集體的心靈救贖。之於個人，是提醒自己憶起北國的人道災難，仍抱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良知；之於支教民結合的組織，則為爭取政治資本的手段，以一場暗夜中燃點燭火的盛大祭禮，維繫主流泛民支持者的向心力，並換算作所謂民意籌碼，和同樣貴為「春秋二祭」的七一遊行遙遙相對。

愛國與否　人言人殊

昨年嘗撰《藉六四論爭重塑愛國定義》一文，簡述集會前因支聯會所擬口號而引發輿議對「愛國」意涵的爭議。內容涉及本土思想發軔審視身份認同，及對晚會無助改變政治現實的厭怠。而箇中分歧聚焦於民間論戰，中共及官媒未有積極參與其中，由對晚會本身以至愛國心的詰問前所未有地劇烈，是多年來鮮見的思潮激盪。

回溯歷史，當年的慘案既始於一場轟烈的「愛國民主運動」，支聯會的成立自是繼承其精神，本著「愛國」之心，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遂衍生本港泛民龍頭的「民主回歸論」，而這一系列概念對1980年代出生的數代人影響深刻。但青少年對這場運動的印象，除了透過後來的文字敘述及影像照片重新認識事件，也有長輩灌輸的歷史口述，但畢竟未有感受切膚之痛，故僅止於對民主及公義的堅持，而非是出於堅定的愛國情懷；即使八零後曾耳聞目睹其時新聞及週遭成人的態度舉止，也大概記憶模糊，祇可以上述資料填補空白。

與此同時，按港大民調上年末對港人份認同的調查顯示，市民認同自己身為中國人的評分（6.91），比主權移交初期（截至2009年平均為7.17），甚至是2003、2004年港府威望最低迷、對中共政權失卻信心的時期（兩年平均7.5）得分更低，而同期比較，認為自己身為港人的評價分別為7.87、7.71、7.50，可見對國族認同感已出現此消彼長的變化，之所以有此現象，與近年來多場社會運動及思想界論述中逐漸建立本土價值不無關係。

因此，當年出於愛國而亟欲以民主化改變國家的激情，未有在後輩中泛起積極作用；即使支聯會意圖重拾「愛國愛民」的標語溫故知新，喚起年輕一代的愛國心，繼任支聯會主席的李卓人在前年晚會中聲嘶力竭地高喊「今晚維園唔單止係香港嘅維園，亦係中國嘅維園」，也無力抵抗時代潮流的演變。斷代的隔閡，國族認同的淡薄，並不能以每年一度的晚會、不住重覆的歷史重溫、甚或興建一座六四紀念館就能夠填平。

形式不變　閉固守舊

另一項惹人詬病的，是晚會紀念形式的雷同。迫爆維園「數人頭」從來沒有驅使中共就範的功用，內容亦因集會的失效，繼而在框架中產生質變：由本來牽涉國體更迭，漸次轉移焦點至匯報大陸維權人士的狀況；從講究權力制衡約束、直接挑戰中共治統的民主制度，退而側重民本的公眾權益。但支聯會一方面排擠其他以嶄新形式自發舉辦的集會，執著於維園的道統正朔，那邊廂身為支聯會骨幹之一張文光面臨公眾質疑之際，宣稱六四晚會既非表演節目，毋須推陳出新。即使有所變化，大抵也是讓更多青少年參與主導，並加入新的民運歌曲之類。

可是他似乎忘記了，晚會的歌唱環節實是沿襲了其時聲援民運的「民主歌聲獻中華」，以歌手演唱籌措支持學生的經費，並且振奮士氣，其中亦不斷有代表發言，隱然有晚會的雛型。而云云六四歌曲中，既有特地為運動撰寫的（如《為自由》），亦有切合主題的現成歌曲（如《血染的風采》），在往後的集會中沿用了部份歌曲，而伴隨時代進步，也加入了新的創作（如《民主會戰勝歸來》），故此集會的原本形式就是以歌唱作為悼念，及承接學運精神的文藝表達，可見具有表演成份。而「薪火相傳」環節乃時值六四廿週年之際加插進去，以示將民主棒交予後繼者，儀式帶有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也是一種形象化的呈現。

就此看來，集會內容雖稍有轉移，但就上僅作小修小補的「改良」，顯而易見形式變化甚微。以增添樂曲敷衍了事、拒絕重大改變的集體反應，一如放血效應（Bloodletting Effect）般經年死守成法不放，既不因為方法被事實證明無效而揚棄，也不會輕易承認自己虛耗民氣的徒勞，而是要求批評者提議更佳選擇才考慮變更。因此他們不厭其煩地事前著力「吹雞」，事後提點在場者「出年，維園見！」，抱殘守缺，年年如是。

即使在六四前夕，各文化藝術及學生團體陸續舉辦一連串講座、為自由戰士獻花、音樂分享會等活動，嘗試提供晚會以外的選擇，為暮氣沉沉的集會帶來一點生氣，但仍未有直接挑戰支聯會的共主地位；直至上年，終於有組織在當晚於尖沙嘴鐘樓另作燭光悼念活動，亦有網民別出心裁地自發到中聯辦門前燒烤象徵中共威權的五星火腿，雖然規模零星，卻依舊被支聯會成員視為分化，一筆抹煞維園悼念以外的另一種可能，可見箇中的壓力與艱難。

咫尺千里　如何在地？

廿五年前，六四前夕，為了支援愛國學生，港人打破沉默走上街頭，終成兩次百萬大遊行；直至那鮮血淋漓的晚上，在新聞目睹手無寸鐵的民眾不住被軍警傷害，數十萬義憤填膺的市民在跑馬地馬場「黑色大靜坐」，悼念死難者。但與此同時，他們亦在殘酷的現實中驚醒，香港前途問題在英中兩國協商後塵埃落定，港人將面臨中共血腥鎮暴的管治降臨，引發自六七暴動伊始另一波龐大的恐共情緒，他們對前景感到空前的悲觀和恐懼，結果催生本地大規模的往外移民潮。

今夕何夕，同樣的問題浮現腦海：若然支聯會口中的「愛國」是本土核心價值，何故港人其時會紛紛棄守家園、四散他方？既然爭取本土民主是首務，廿多年前民主派人士經歷爭取八八直選的歲月，港人也受到諸多迫切的政治議題洗禮，何故長久以來仍未能得到社會普遍共鳴，在推動中國民主之前先於本港試行民主政制？時至今天，港人見施政紊亂、普選無期，首先想到的也是移民海外，而非為爭取港中民主戰至最後一刻，又是何因由？答案是主事者宏願往往著眼於遙遠的中國，卻忽略觸手可及的本港，捨近求遠，欠缺切實考慮廣大市民的福祉。

那得從上文提及的民主回歸論述說起。此論建基於「愛國港人」對中國民主發展的道義責任，及考慮往後政權移交的現實限制：「一國兩制」保留政制步向民主的可能，故實踐民主可為中共垂範，從而推動國家民主化；但本地民主發展必須兼顧中共內部體制改革，不能操之過急，方能達到潛移默化的良性效果，以免重蹈六四覆轍。從五大綱領到集會中關注大陸各地維權人士及群眾運動，以至2010年民主黨提出較為溫和的政改方案修訂，均反映支教民派閥素來共願。斟酌損益，他們傾向不採取激烈抗爭行為，以不與中共直接對峙為上，通過柔性改革履行體制更迭。

但如此一來，就嚴重脫離本土利益。如今港中矛盾迫在眉睫，不僅早已擬定時間表的普選之路屢遭阻撓，就連民生議題上中共對香港亦諸多制肘。居港權、自由行等衍生的問題，本地經濟命脈逐步被中國蠶食，香港已非九七前「馬照跑、舞照跳」的樂土，是故中國民主化已不是市民急切關心的事務，亦產生上述對國族的抵制。

事有緩急輕重，欲令六四繼續成為民心所繫，必須反思過往重「認中」而輕「關社」的設定，令民主化的立足點置於本地，揉合更多在地化內容，由根本民生出發，使論述著墨於本土議題。例如民選特首及議會必須回應港中利益衝突的死結，透過重新掌握自主權力訂正多項畸形政策，務求更有效地處理兩地矛盾，集中解決兩傷其害的現況。這樣一來，彼此誤解方有可能消除，從而奠定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與地緣政治關係的取態（認定、排拒抑或中立），如是則可確立兩地民主相輔相成的大體方向。

組織意志　黨同伐異

本月18日，柴玲終於回覆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兩年前的公開信，可惜其內容著實令人髮指。她在《致丁子霖母親的信》中不僅藉神的名義原諒了當時決策的國家元首及執行屠殺命令的軍人，並且如是說：「……除非，掌權人做的是違反神的誡命和旨意的事。政府下令不許遊行示威雖然違反憲法，但並不違反上帝，所以那時我就該遵從政府的命令，勸人不要上街遊行，不要絕食，不要在廣場。但要在宿舍裡或校園裡迫切禱告，像80歲的摩西一樣，跟隨神的時間和帶領，靠神的大能和計畫改變中國。對此，我請求上帝的原諒，也請求您的原諒。」言下之意，既否定了自己乃至民眾為溫和改革所作的努力及犧牲，亦暗含認同屠殺行為的名正言順。

若然如此，按張文光等對市民於尖沙嘴另辦集會悼念的不以為然，那麼柴玲如今所謂按上帝的旨意懺悔，大家根本無需每年風雨不改在廣場集會，而大可安坐家中焚香禱告或向神祈告，依仗滿天神佛的大能，自可守株待兔地靜待懲治禍首、平反冤案、推動中國民主化。如斯犬儒自了的立場，以支聯會經年的道德堅持，由兩年前柴玲發布《我原諒他們》（I Forgive Them）之際，早該在集會中當眾痛斥其非，公開讉責這位前民運領袖不負責任的言論，讓參與者醒覺昔日志士仁人的今是昨非。

祇可惜，他們所謂的勇氣，祇懂得向弱者抽刃。繼上年六四集會前夕，支聯會欲從中共手上爭奪詮釋愛國定義的機會，重提「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宣傳標語，意外地引起公眾非議，其常委徐漢光亦於同期責難丁子霖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備受責難而黯然辭職。其後上年末常委選委中徐氏卻悄然復位，恍如中國貪官下臺後的過冷河，一切皆行所無事。更有甚者，選舉中的團體票大多為民主黨及教協代表，而其中也有不少所謂「殭屍票」（組織解散、議員卸任或身故）出現，掀起「種票」鞏固支教聯核心的疑雲，以不民主方式產生的組織闡揚民主的怪現象，令內部改革機會渺茫。

除非今年晚會上，主辦單位敢公然挑戰兩度「原諒」怙惡不悛紅色政權的柴玲，否則他們姑息養姦的舉措，庶幾乎這位過氣學生領袖，愧對在槍砲坦克下犧牲的先烈。

在風雨飄搖的當下，六四血案固然不能忘卻，抗爭者的勇氣與犧牲必須予以公正評價。但主辦晚會的支聯會，與其在愛國取態上大造文章，或者將異見一概打成雜音，倒不如認真思考往後的進路。多與新生代組織交流意見，真正的「交棒」予後來者而非名去實存，虛心接受外間批評，並汲取歷來了無突破的教訓，不至於與追究文革責任的知識份子命運相同，默默地消失於歷史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