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關閉真正普選的大門，令幾十年來祈求「民主回歸」的民主派，正式步入政治黃昏。
香港民運的崩潰
香港從來沒有民主運動，所謂民運不過是一班稱之為民主派的混蛋，借其撈取歷史名聲及政治利益，本質出賣香港前途。泛民的二仔底，不過等待中共倒台，之後執死雞自誇成功爭取民主，民運云云守株待兔佔據光環而已。民主派無法爭取真正民主，既得利益者固然閃爍其詞，錯走幾十年民運死路的香港人，背負沉重歷史包袱，不願承認所託非人，於是繼續自我麻醉，香港政治陷入困局由此而起，大家樂得扮演「偽民主派」、「偽抗爭者」，搞遊行、絕食、點燭、佔中，安慰自己心靈，尋求光榮戰死，好讓對得住歷史，但對不住下一代人。
民主派的開山基礎，民主回歸不合常理，面對中國主權、一國兩制、《基本法》，對於所有民主派而言，都是一座又一座不能跨越的大山。很多人對民主派的現狀，只能判斷為溫和派和激進派、乃至激進派之間的互相傾軋，屬典型「後零三七一」分析，筆者身為港獨派，會用「小氣候」來評價泛民撕裂。宏觀而言，民主派系出同宗，雙方都是接受上述三個框架，溫和激進的手段差異，最終殊途同歸失敗收場。溫和派多是泛民元老及其衍生，大中華毒素濃烈，容易被中國元素騎劫，自從高山大會至今可謂成績零蛋，為了留下若干功勳，不惜妥協叛逆，製造表面好像是民主選舉的東西，以便向自己人生及歷史交差，北京早就看破這班偽君子的嘴臉，於政改議題上左搖右擺，又公民提名又國際標準，最後成為中國政府推行虛假普選的幫凶，甚至認命服輸投入建制，毫不例外地行上司徒華臨老身敗名裂的覆轍。筆者多次狠批民主幫尤其司徒華，原因是他們骨子裡「反民主」的基因，不但阻礙民主自由，反而身具維穩功能，香港悲衰就在出了這群偽善家。
自命進步前衛的激進民主派，發動五區公投、議會拉布、公民抗命等政治行動，近年氣勢已有所減弱之餘，主張政改不符公民提名便拉倒否決原地踏步，卻對後續民運方略毫無頭緒，假設中國政府幾年後，重提今日方案，態度如斯強硬，激進派如何自處？ 否決否決再否決？總而言之，溫和激進百無一用。
或許看官批評筆者對香港民運奄尖聲悶欠缺建樹，但問題是整場民運根本就是荒謬，多加包庇是沒有良心，民主派需要面對他們一事無成終被淘汰的 moment of truth，我只能告誡各位，如果不肯逃出民主回歸的邏輯怪圈，便沒有辦法打開一片新天。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泛民不死，港難不止」，是筆者對本地政壇的結論。
沒有自主的城巿
香港民主派曰：「香港政制是問題根源。」彷彿制度論主宰一切，民主是否只有制度和選票，背後還包含甚麼精神？答案是「自主精神」。人類之所以發明民主，原意是免除被獨裁者操控命運，可是泛民之間，特別是《蘋果日報》論壇文章流行以下講法：「只要『中央』給予香港人民主，務實的香港人不會選出與『中央』對抗的『特首』。」這是甚麼傻話？每每選出中國政府心儀的人士，敢問民主有何作用？這種心態只會助長專制者的氣焰。民主派及其支持者之虛假，就是想做一群「擁有選票的中國奴才」，即使建立真正普選沒有篩選制度，香港人事事看北京臉色，不如直接專制統治， 莫再侮辱民主精神了。泛民的政治品格，比起擺明車馬甘願為奴的維園阿伯更為下賤，因為他們是擁立貞節牌坊的政治妓女。
香港問題的根源，不在民主，而在自主。香港人被英國殖民政府的仁慈專制縱壞，變成乞求政治殘廢午餐的弱智小孩，到現在竟然還有「歸英派」之類的餘孽，另一方面民主派自作多情地「認祖歸宗」，將香港送給專制中國，作法自斃罄竹難書，香港人從來不尊重香港這座城巿，亦不珍惜掌握香港人命運的權利，將香港胡亂塞給中英盜賊，沒有 self，即「我」的概念，永遠只是陪襯品，不是 former British colony，就是 China SAR。不！香港是香港，Hong Kong is Hong Kong，不要在稱謂上加添僭建物。
政改如是，甚麼《基本法》、「人大決定」，民主派跟中國政府討價還價，兵敗如山倒，不去想想這些東西絕非香港事物，香港人沒有背書，憑甚麼要遵守外人加諸香港人身上的束縛？中國政府撕毀一國兩制，香港人需要夢醒，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終究灑脫放手，勿再乞求北京重諾，不如親手創造屬於自己的天空，正如盧巧音《好心分手》歌詞：「好心一早放開我，重頭努力也坎坷；若注定有一點苦楚，不如自己親手割破。」如果還對「一國」的中國抱持幻想則大可不必，今日中國人已經明確告訴你，他們不是自己友，再講民主中國是痴人說夢，那些曾經對中國情深款款的香港人，應該對這個愛過的國家道別，向前邁進。能夠救贖香港就只有香港人。做回自己，掌握自主，就是解救香港的不二法門。
本土到獨立的軌跡──兼論陳雲
陳雲《城邦論》主要以文化及歷史作為中港區隔的論點，一時成為本土派顯學。
筆者尚屬年輕，對文化歷史涉獵不深，以自身角度來評論本土，關鍵一點在於不同世代的「香港想像」。老一輩人認為「中國的香港」、「香港是中國人的香港」，土生土長新一代人覺得「香港是香港」、「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舊民主派只是滿足於民主，甘心受中國因素擺佈，年青人卻要求掙脫中國枷鎖，不但民主，而且自主，甚至自決，港大《學苑》「香港命運，民族自決」清楚顯示新世代嶄新思維，遠遠超越泛民的思想層次，這才是香港「大氣候」的湧現。
所謂「本土」，其實是人們和所處土地產生聯繫，基於物理距離限制，逐漸疏離原來族群。以土生土長年青人為骨幹的本土派，和中國關聯不能比擬父母一代，本土派之崛起乃自然演變，香港人的族群圈子，已經由中國人收縮到香港人，族群分野成為定局，這種認知的質變，帶來世代不同的權力觀念，不單敢於顛覆權力的架構，而是整個權力的倫理。現時的本土派，以保護資源文化作為號召，本土派的排「外」，深入而言就是與相同血統的人士爭奪香港這座城市的正統權力。排斥原生族群，類似奇奧里奧民族主義（creole nationalism，另譯土生仔民族主義）的特質：出生美洲擁有較純正西班牙血統的族群，對抗出生於西班牙本土的西班牙人，像《學苑》般指香港「民族」正在形成未免太過誇張，tribal 代替 national 描述香港狀況則比較符合現實。人類為求標榜差異，本能以民族劃分你我，《學苑》命題純屬自然，不過放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民族論已是過時。彼岸台灣四十年代經歷相同軌跡，曾經執教香港大學哲學系的廖文奎教授，當初也是一名「大中華膠」，在台國民政府的暴政下，逼使他轉變民族立場，從中國民族主義蛻變成台灣民族主義，民族界限畢竟虛幻，原本是團結內部對抗外侮，反而為自身製造另一場種族爭論及撕裂，到近年台灣已用具有明確地理定義，淡化民族色彩的「台灣人認同」，近年崛起的「香港人 Hongkongers 認同」，其實呼應這種趨勢，《學苑》看以前進，實則倒退。
陳雲《城邦論》援引文化歷史，說明香港城邦自治因由，我對陳雲理論有點保留，主張文化歷史並非決定因素，問題在於族群分隔係由地理界限而成。本土派高舉文化層面不過似是而非，根本就沒有甚麼「嶺南文化膠」、「華夏文化膠」出現，他們一樣排斥自來廣東，懂粵語及正體字，觀看香港影視文化的中國移民，再極端推論下去，假設現在中國十三億人講廣東話及寫繁體字，接受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情況是不會有變化；而香港分離中國的歷史也不是充分條件，鼓吹民族主義確實能夠團結帝國邊陲的離散人心，只是年青人普遍排斥民族主義，有都是香港民族主義，大中國民族主義根本無法引起共鳴。族群分離的結果，已經非政府政策、政治體制、價值取向可以彌補，只有透過香港有秩序地退出中國，達至中港分家，方能消減中港矛盾和族群仇恨。現在本土派陷入懸浮，空有身份認同，卻未成熟至香港國家認同，導引政治力量取代泛民。
回顧西屬美洲的歷史，印刷技術的興起及啟蒙年代的衝擊，為美洲認同開路。十八世紀中後期就有稱呼「美洲為祖國，西班牙為異國」的論調（里昂 Juan Franciasco de Leon、米蘭達 Francisco Miranda），普魯士探險家阿歷山大．坎保（Alexander von Humboldt）十九世紀到美洲考察，在法國美國革命爆發後，留意到「我不是西班牙人，我是美洲人」的口號。啟蒙時代傳播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令美洲人以政治獨立作為爭取普世人權及平等的手段。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互聯網的盛行成為培養新哲學的土壤，打破由老一輩掌握，充滿大中國主義的印刷傳媒的壟斷話事權，網絡世代奉行自我，開拓年青人自我族群身份認同，「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依附在老舊媒體毫無個性的政團逐漸和後生仔脫節，又缺乏實際功勞，最終步下歷史舞台。
兩次世界大戰後，人類吸取民族主義挑起戰爭的可怕教訓，將其唾棄，民族不再是立國的條件，隨之而來是大量地區拆夥自行獨立，刺激新世代建國的嚮往，和大一統愈走愈遠，這是本土連結到獨立的橋樑。 部份人覺得新一輩態度強硬，他們根本就沒有談判念頭，從專制者身上「爭取」民主（這句話多麼可笑呢！），而是直接獨立取回應有權利。身份認同上升到國家認同，是本土派未來五至十年重要課題及爭議。
救贖香港的建國
泛民常說：「沒有民主，何來自由？」那麼如何得到民主？筆者的答案是「沒有主權，何來民主？」無論是政制、移民審批權，甚至有點差利卓別靈地講，連睇新電視台，都需要香港獨立才能成事，被中國管治將會一無所有，是 all or nothing 的抉擇。香港獨立，香港主權在香港，是對「免於中國政府的統治、免於一國兩制的束縛、免於五十年後的恐懼」最有力的回應。究竟是守護香港一制重要，還是依戀一國中國重要，乃測試每個香港人的一把利劍。我無法承諾給予下一代更美好的時光，我只能想盡辦法提供他們一張睡得安穩的床，而這一張床叫「香港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