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日，中國外交部質問，香港的流水抗爭不可能沒有大台。於是左膠青年就做了大台，名叫「民間記者會」，與泛民的「民間人權陣線」、「民間學院」同一產品系列。截至8月15日，「民間記者會」第四次見傳媒，但迴響不大。

什麼是民間呢？這個詞，充滿了民國初年的蒙昧氣味。民間，就是不露面，不搭大台，懶散自在；甘於自得其樂、不上朝廷的，稱之為民間。然則，有這種民間嗎？天子呼來不上船的，是李白，他是唐明皇的大牌宮廷詩人。不為五斗米折腰、甘於隱居山村不出士的陶淵明，是士大夫世家子弟。尋常老百姓，官府一招手，祿位一頒佈，感恩戴德上朝領取賞金俸祿去了。

民間這個詞，宋朝就出現。南宋《大宋宣和遺事．元集》：「青苗錢法大不便於民間，有司責篤嚴急。」（官府強行貸款給農民播種插秧的「青苗錢法」，不大便利於民間，官府要強烈壓迫農民才行）明朝小說《初刻拍案驚奇．卷五》：「民間各處，立起個『虎媒之祠』，若是有婚姻求合的，虔誠祈禱，無有不應。」傳統概念的「民間」，是士大夫難以理解的鄉村土俗世界，當然也是他們未出仕做官之前的童年世界。

民間這個觀念在民國初年流行起來，並且賦予由上而下的現代知識份子的啟蒙運動趣味。「到民間去」的運動口號，大概由五四新文化運動要打倒所謂士大夫的雅正山林文化而來，再由俄國的民粹主義、日本的無政府主義之「新村運動」帶起。1873年底，俄國民粹主義者實行「到民間去」的農村生活體驗城邦有文化運動。在俄國的克魯泡特金（Peter Kropotkin）之互助理論和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的影響下，由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實篤發起 － 他在宮崎縣一帶建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實驗莊園，稱為「新村運動」。他們挑選了一塊地方，參加者有幾十人，實行共同勞作、相互協作、平等分配的制度，過所謂「人的生活」。人與人之間平等互助；人人都參加勞動；只要參加勞動，人人都能得到生活必需的物質資料，不必有衣食住的憂慮。

左翼文人李大釗在1919年2月20至23日的北京《晨報》發表了《青年與農村》一文，他「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裡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不可。」李大釗發現青年知識者與勞工群眾生活之間有斷裂，他號召青年知識者走向農村，彌合斷裂，創造新生活。他介紹俄國的民粹派的活動作為青年人之楷模，以動員他們到農村去：「他們有許多文人志士，把自己家庭的幸福全拋棄了，不憚跋涉艱難的辛苦，都跑到鄉下的農村裡去，宣傳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道理。有時乘著他們休息的時間和他們談話，有時和他們在一處工作，一滴血一滴汗的作他們同情的伴侶。有時在農村裡聚集老幼婦孺，和他們燈前話語，說出他們的苦痛，增進他們的知識。一經政府偵知他們，或者逃走天涯，或者陷入羅網。」

周作人在1919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六卷三號）上發表了《日本的新村》一文。《新青年》雜誌介紹了「新村運動」，並且歌頌民間力量，呼籲青年人買塊荒地，建立平等的田園生活；初時響應盛大，但一年後「新村運動」在中國平息，因為一旦買了田地，有了產權，有了發表偉論的權利，就不可能有平等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相反，會有大台、有封建，亦有士大夫出來講話，幫政府招安勸降了。

「到民間去」運動還伸延到民俗學的風俗調查和歌謠收集。現代文人期望在農村找到浪漫詩歌的素材，可惜他們找到的是高雅文學下降現象，很多民歌是樂府、唐詩的俗化，孟姜女故事也出自《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國武將杞梁之妻的故事。

孔子之社會教訓，是君子與小人之辨。《論語．里仁》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懂得的是道義，小人懂得的是利益。君子與小人各安本分，此中只有責任之別，並無高低之分。德行偏狹、地位低微的老百姓，謂之小人，有自己的生活自由，不要驅使他們去為天下負責，君子也不應該去教化小人。文人在野，脫離了官家（公家），就是私人、私家，不是民間。文人自己辦的書院，是私家講學，不是民間學院。為全體大眾的人權運動，不是「民間人權陣線」，而是「香港人權陣線」，私下為隱藏身份的抗爭者開記者會，不是「民間記者會」，而是「私人記者會」。「民間」這種五四運動的餘毒概念，與新文化、新青年一樣，流傳百年，遺害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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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本文刊載於熱血時報印刷版第73期。熱血時報印刷版訂閱連結：http://www.passiontimes.hk/4.0/regform.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