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血時報 | 五四青年精神病

五四青年精神病



五四青年精神病


「五四運動」一百周年,打開電視,首句聽到的就是「《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引述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指,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本質是堅持愛國和愛黨、愛社會主義高度統一。」1919年的事,可以偷來加持兩年後才成立的政黨、30年後才建立的政權,懂點歷史時序,就知笑點。

「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翻閱報道原文出處,《人民日報》社論〈讓五四精神在新時代放射新的光芒——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有這一段:「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五四運動以來的100年,是中國青年一代又一代接續奮鬥,凱歌前行的100年,是中國青年用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民族的100年。」

原理上,青年是社會的未來棟樑,是重要的,但成長需要時間,未來不是現在。如果一個國家要經常倚靠一班未成大器的人,衝在最前,擔起大旗,那不是被揠的苗,是炮灰,理想的炮擊目標。

那一代又一代的炮灰,背後源自於五四青年的精神病。五四運動主張,一為政治,一為文化。政治是「德先生」(民主,「德」取自Democracy開首)與「賽先生」(科學,「賽」取自的英文Science),文化則是新文學運動。而文學運動中,首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而《文學改良芻議》中提出八點所謂「改良」,不如說是摒棄傳棄文學的建議:

一、須言之有物。
二、不摹倣古人。
三、須講求文法。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濫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字俗語。

「須言之有物」,胡適解釋是「高遠之思想」、「真摯之情感」,批評時人的文學作品缺乏這兩者。思想是否高遠,他只舉了「莊周之文,淵明老杜之詩,稼軒之詞,施耐庵之小說」為準則;情感是否真摯,在他其後的文章《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有進一步解釋,簡言之準則就是:華夏文言是死文字,所以創作出來的文學沒有活力、真摯情感。「這都因為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達意表情;達意達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學。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卻須把這意思翻成幾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卻須把這感情譯為幾千年前的文言。」

既然只要表達得好就可以,為何胡適要拘泥於「文言」、用典、對仗(偶)呢?文學修飾就是幫助表達,無甚不可,只有高低之分,就算一時一地的作品參差,也毌須全盤推倒,發狂般容不下沙石——諷刺的是他的實驗作品《嘗試集》就被評為劣品,不見得用白話就是好作品。

更重要的是胡適所謂的真摯情感,只不過是直白說出情感,那是表白,不是文學,但就此作為文學的準則,將文學變得淺薄粗糙。將淺薄粗糙視之為真摰情感的表達,那是何等墮落的審美觀!又將傷懷、亡國之痛視作無病呻吟,禁絕某類情感,限制情感的表達,又是何等的扼殺人性!真摰情感,到頭來準則不過是他說真就真。

二曰不摹倣古人。胡適指「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雖然字面意思似指有部分古代文學作品可取,但結合前文後理,其實是說:時代進步,文學的體裁都會不同,以前的文學作品大都是垃圾,學習前人就是奴性的表現,譴責師從古人。
每一個時代都有當時得令的文學體裁、風格,但不是潮流有變,以前的就通通丟掉。他舉例的唐代律詩大成,但當時詩人也有創作樂府詩、古詩等,君不見唐李白之《將進酒》?「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詩人靈感一到,體裁合適就用,隨手沾來,是詩是詞是樂府,過後不足為道。文學大家,有其個人風格,擅寫或喜好某些題材類型,不代表其他的就不曾涉獵,要讀要學,只是沒有必要時時刻刻向人交代,也不能說學習就是成為別人思想的奴隸。

再者從文學體裁而言,由《詩經》到樂府詩古詩律詩絕詩、小令中調長調、元曲雜劇、清人小說,都是累積而成,四大名著也是詩歌不絕,不同文學體裁之間,可以融會貫通,精彩多姿,令人手不釋卷。而胡適只覺得文學就是小說,經史之中多少文學手筆,一概不論,不提也罷。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經典文學作品可以超越時間,古今讀來都津津有味,只要是佳作,無不令人共鳴。《三國演義》、《水滸傳》一類歷史小說,揉合多個時代的創作而成,《三國演義》開首的《臨江仙》、內文的《出師表》,不止是摹倣了,直接是引用照錄,如此師從古人的奴性作品好不好看?好看。「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慨嘆古今英雄氣短;讀到《後出師表》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受至死方休的忠義感動,又那管孰真孰偽?是前人未見還是師法古人,是典雅公文還是俗俚市井,重點在於最後好看與否,不多不少。

應典雅時典雅,應市井時市井。鼓吹白話文學,如小說中魯智深用市井俗語,粗口胡言,並無不可,搬到公文也要白話俗語,就是有失體統,不分莊諧。

至於講求文法,說得好像從古至今,華夏文詩均是沒有法度,粗淺不堪。《文學改良芻議》說得含糊,一句斷言「今之作文作詩者,每不講求文法之結構」,然後說「此理至明,無待詳論」就完。再看《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當中「文學的方法」一段批評當時題材單一,離不開官場、妓院與齷齪社會,應涉獵更多社會實況,「如工廠之男女工人,人力車夫,內地農家,各處大負販及小店鋪,一切痛苦情形。」主張並無不可,說到後面問題就大了:「如今且問,怎樣預備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學方法?我仔細想來,只有一條法子:就是趕緊多多的翻譯西洋的文學名著做我們的模範。……第一,中國文學的方法實在不完備,不夠作我們的模範。……第二,西洋的文學方法,比我們的文學,實在完備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

那《文心雕龍》是甚麼?詩詞歌辭的格律,史書表章的法度,一一視而不見,總之傳統的都不好,西方的就要學,取傳統而代之。

雖然胡適的論述之中,也有部分肯定華夏傳統之處,但其見解和精神,就是對傳統不求甚解,將華夏傳統和西學簡單二分為敵我矛盾,是封建,是陳套。如此囈語,傳統青年文士未見,五四後來的紅衛兵、偽獨青年如出一轍,口不絕獨立革命,打倒傳統,以口語入文,以為敗壞文學而不自知,更視之為職志,不斷鬥爭,如同精神病患一般。

精神病是病,要送院求醫,避免誤傷;五四青年精神病,卻真如習近平所言,一代接一代的傳染,有心誤傷。


作者
讀者回應
相關文章